《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探讨了现代性的内涵以及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现代性与文学和文学思潮的关系。作者以文学现代性理论为标准，厘正了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内涵，并以文学思潮为基本单位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颠覆了将作家作品按年代排列的传统文学编史方法。《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还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重新定位，提出了诸如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而非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是革命古典主义等论断；并指出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

齐格蒙·鲍曼是本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

本书从中世纪开始，描述了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经济发展以及宗教对现时代产生的重大影响，着重说明所谓的 现代规划利用技术与经济这两个利器，造成了“一种以侵略性的现实主义，有条理的普遍主义和意义含糊不清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中的人 变得冷漠，消极，不负责任，愠怒不快，自私自利，精神空虚。作者提出应实行“后现代现实主义”，即恢复小社区的务实精神和富有韧性的精神，鼓励公众从事庆祝活动。

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一般来说，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但是，按照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五世纪就出现了，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旧的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断裂。它在欧洲的反复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1]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在查理大帝时代，在12世纪，在启蒙时期，都会出现这样急于摆脱过去而欣喜地拥抱当前和未来的现代。这样的现代为求新的意志所主宰。但是，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在时间断裂的意义上，只是针对中世纪。只是在同中世纪剧烈的对照中，只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它自身的独特性才斩露头角。
……这本小书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着手――这毫无疑问是考虑到了叙述的方便。事实上，现代性必须被视作是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在其中，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千钧。它像一艘巨轮一样，从16世纪开始慢慢驶离了完全由上帝宰制的那个中世纪码头。

上世纪20~30年代的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兴起了对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复杂而精深的批判研究。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论和实践与这一丰富的传统同时发展，但却基本上独立于此传统之外。本书作者希尔德·海嫩通过探讨现代性、栖居和建筑学之间的关联性，试图填补在现代运动的话语与现代性文化理论之间存在的鸿沟。一方面，她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展开对建筑学的讨论，另一方面，她通过与建筑学的连接，修正了批判理论的地位。她将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场域进行考量，这一场域建构了日常生活，也包含了现代性固有的主要矛盾，但她争辩道，建筑学仍有某种能力采取一种批判立场来面对现代性。除了展开关于建筑、现代性和栖居间关系的理论探讨，此书也是建筑学学生了解批判理论话语的导读，为此，有关瓦尔特·本雅明、恩斯特·布洛赫、特奥多尔·阿多诺以及威尼斯学派（塔夫里、马西莫、卡奇亚里）的章节就不能被孤立地阅读了。

本书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认为，与哈贝马斯、韦伯等诸多学者试图建构无所不包的抽象的现代性理论不同，三位学者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齐美尔《货币哲学》中透显的“现实的偶像性碎片”，克拉考尔《大众装饰》、《白领雇员》中表述的“无关宏旨的表面现象”，以及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的“辨证意象”或“单子论”的阐述，都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层面上救赎了最为细微的现代性痕迹。全书内容新颖，文字细腻，是一部从审美的，政治的或历史的方式解读现代性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