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我的二本学生》相当于她的教学札记，这里面有她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也有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更有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是黄灯向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二本及以下学生面目是有点模糊的。为了让读者真切了解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社会性现实，在书中，黄灯做了跨越时间的、空间的、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对比，借以考察时代变化、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设定的影响。
书中最真切动人的，是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用学生名字命名的章节中，访谈个体向读者倾吐着他们对于高考的回望、对于城市生活的生疏、对于毕业的迷茫以及就业的慌张。在这些倾诉中，你将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他们和这个社会的认识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妹之间交流的阻畅、与故园乡土的亲疏；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和游戏的认识、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迷失；他们对于考公务员和考研之间的权衡，对于安稳和漂泊的抉择。还有他们对自己人生还有父母、乃至国家责任的担当与跋涉。这每一个被当事人讲述出来的故事，都带着看得见的呼吸、烟尘、脚步还有凝视。在这些极为细致和具体的生命切片中，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二本学生，而是八五后、九零后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所有人。他们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并没有将他们彼此区分很开，反而，成为他们共享的课题。

During the Cold War, several prominent African American radical activist-intellectuals—including W.E.B. and Shirley Graham Du Bois, journalist William Worthy, Marxist feminist Vicki Garvin, and freedom fighters Mabel and Robert Williams—traveled and lived in China. There, they used a variety of media to express their solidarity with Chinese communism and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n struggles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black American movements against social, racial, and economic injustice. In The East Is Black, Taj Frazier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figur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mbraced the idea of shared struggle against U.S. policies at home and abroad. He analyzes their diverse cultural output (newsletters, print journalism, radio broadcasts, political cartoons, lectures, and documentaries) to document how they imagined communist China’s role within a broader vision of a worldwide anticapitalist coalition against racism and imperialism.

中国NGO的创业者们，是一群用梦想改变社会、用行动书写历史的公民。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届高龄，有的甚至已不幸仙逝。他们曾拥有的梦想、曾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公民社会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先驱性的历史，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展现的中国NGO的创业史。

Why hasn'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led China's citizenry to press for liberal democratic change? This book argues that China's combination of state-led development,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ist legacies have affected popular perceptions of socioeconomic mobility, economic dependence o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options, giving citizens incentives to perpetuate the political status quo and disincentives to embrace liberal democratic change.
Wright addresses the ways in which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res broader features of state-le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with countries as diverse as Mexico, India, Tunisia, Indonesia, South Korea, Brazil, Russia, and Vietnam.
With its detailed analysis of China's major socioeconomic groups (private entrepreneurs, state sector workers, private sector workers,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and farmers),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is an up-to-date, comprehensive, and coherent text on the evolution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form-era China.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国史大纲》是一部中国通史，力求简要，举其大纲，删其琐节。在不到1000页的篇幅里，其人物之详、事业之备，又显示了作者驾驭繁复历史的伟力，整书纲举目张，简繁得当。
《国史大纲》纵论中华传统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之演变发展，兼及中外形势，以求我国家历史之通贯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阐其一脉相承之统系，指陈吾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钱穆先生著述本书于抗战期间，在国家危亡中，读书人以笔为戎，以“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为著述之深厚根基，洋洋洒洒近80万言，荡气回肠，以激扬国人之民族精神，因应现实，更作为抗战建国之镜鉴。
九州版《国史大纲》，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的联经一九九八年《钱宾四先生全集》中版本为底本，重排新校，全面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本书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本书生动翔实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记述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特、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一部分作。本书可供社会学界教师、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也可供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参考。

本书精选了社会学传入中国近110年，特别是中国社会学重建30多年来，本土学者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形成、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农村与城市、文化与社会生活等研究领域的经典力作，作者从严复、费孝通到李强、李培林等。
作为重新建构中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一种尝试，本文选既承接民国社会学家的地气，以中国本土学者最近30年来的社会学优秀研究成果为主体，又在本土学者的社会学想像力的相互融通、砥砺与碰撞中，梳理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脉络。本书可以作为当前高校社会学教学急需的辅助性教材。
《中国社会学文选(上下)》分为四编。第一编前两节主要展示民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分析路向，后一节则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性分析。第二编主要是对30多年经济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是社会学努力面对经济改革这个总体性问题与经济学家潜在对话的成果。第三编主要是对政治治理的目标、机制、渊源及后果的社会学分析。第四编为“社会生活与社会阶层”。这部分是最具“社会”本身特色的分析。

China's urban sprawl has led to serious social cleavages. Unclear land and property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an uneasy alliance between real estate companies and local authorities, with most willing to strike illegal deals over l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devastating. Farmers live in fear that the land they till today will be gone tomorrow, while urban citizens are regularly evicted from their homes to make way for new skyscrapers and highways. These shocking incidents underscore the urgency of the land question in China. The recent conviction of the Chinese Minister for Land Resources and the forced evictions that have led to the injury and death of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highlight the case for land reform. Against this backdrop, many scholars criticize China's lack of privatization and titling of property. This monograph, however,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critically depend on timing and place. Land titling is imperative for the wealthier regions, yet, may prove detrimental in areas with high poverty. The book argues that China's land reform can only succeed if the clarifi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s done with caution and ample regard for regional variations.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之所以名为“儒家与启蒙”，实有志于探究晚清以来互为表里的古今中西问题。

本书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