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ing the Intellectual redefines how we understand relations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socialist revolution of the last century.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tellectual” was first and foremost a widening class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based on Marxist thought. The party turned revolutionaries and otherwise ordinary people into subjects identified as usable but untrustworthy intellectuals, an identification that profoundly affected patterns of domination, interaction, and rupture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enterprise. Drawing on a wide range of data, Eddy U takes the reader on a journey that examines political discourses,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rural activities, urban registrations, workplace arrangements, organized protests, and theater productions. He lays out in colorful detail the formation of new identities,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d associa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outcome is a compelling picture of the mutual constit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Chinese socialist revolution, the legacy of which still affects ways of seeing, thinking, acting, and feeling in what is now a globalized China.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费孝通先生曾撰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距离当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已经过去70多年，今天中国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本书汇集了1939年围绕着一议题的重要论文以及对这一争论的回顾文章，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当年这场大讨论的原貌并思考应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

师范学校不仅在教育现代化中发生作用，见证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良与革命，更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留下清晰的在场之证。
本书着眼于1897年第一所师范学校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十年间中师范学校的历史，跨越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界限，将师范学校的变迁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讨论师范学校变迁、教育改革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复杂互动，为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化历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书所论，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具有相当的解释能力，与当下社会也有着重要的相关性。
本书是对民国时期中国师范学校研究的重大贡献。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和持续已久的封建制度何以在民国时期瓦解与转型，以及是什么导致了1949年的变化。
——魏楚雄(George Wei)，澳门大学历史系
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学者都会在这本专著中发现有益的内容，对女性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感兴趣的读者，也能就教育在构建新的民族国家时的重要性找到一些新证据和材料。
——海伦·施耐德(Helen M. Schneider)，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历史系
在过去十年间涌现了很多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丛小平的著作在其中尤为出色，它着重研究了二战前教师培育制度的社会作用。
——饶海蒂(Heidi Ross)，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本书一直以来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教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宏大背景出发，对一个帝国如何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作者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超越了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反应”研究模式。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