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部专著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研究，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今，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
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
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我也更能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也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或许失去也最多。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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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Rhacel Parreñ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他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面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Arlie Hochschild，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Delias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On March 9, 1996, tens of thousands of readers of a daily newspaper in China’s Anhui province saw a photograph of two young women at a local long-distance bus station. Dressed in fashionable new winter coats and carrying luggage printed with Latin letters, the women were returning home from their jobs in one of China’s large cities. As the photo caption indicated, the image represen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grant women”; the women’s “transformation” was signaled by their status as consumers.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is an ethnography of class dynamics and the subject formation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Based on her interviews with young women who migrated from China’s Anhui province to the city of Beijing to engage in domestic service for middle-class families, as well as interviews with employers, job placement agencie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Yan Hairong explores what these migrant workers mean to the families that hire them, to urban economies, to rural provinces such as Anhui, and to the Chinese state. Above all, Yan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workers’ self-conceptions, desires, and struggles.
Yan analyzes how the migrant women workers are subjected to, make sense of, and reflect on a range of state and neoliberal discourses about development, modernity, consumption, self-worth, quality, and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onging and struggle. She offers keen insight into the workers’ desire and efforts to achieve suzhi (quality) through self-improvement, the way workers are treated by their employer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on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an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so doing, Yan demonstrates that contestations over the mea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raise broad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wage labor, market economy, sociality, and post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