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头，我们最熟悉的食品包装，也是食物保存方式。它能长期存放又便于运输，跨越季节和地区限制，满足各种环境的需求。
但是在150年前，当它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时，美国人对它满是疑惑：一个不透明罐子里的食物安全吗？此后，又是什么原因让罐头逐渐成为美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跟着本书作者来一次“罐头之旅”吧：
· 美国南北战争带动了罐头牛奶的产量，促进了罐头产业的发展。
· 豌豆罐头经历了罐头商、农民和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美味。
· 罐头工业的第一次危机居然是因为橄榄罐头中的肉毒杆菌！
· 番茄罐头上的等级便签能让消费者满意吗？
· 金枪鱼罐头代表了“二战”后美国罐头食品的热潮。
· BPA导致了金宝汤公司开始放弃“罐头”产品。
在美味的罐头背后，是否还藏着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是一段引人入胜的重要历史，展示了罐头食品的加工、营销与政治化过程，这也是如今厨房中加工和包装食品的由来。”
——本杰明•科恩，《耕耘笔记：美国农村中的科学、土壤与社会》作者。
“读罢此书，再打开豌豆、西红柿或金枪鱼罐头时，你便能品味到其中蕴含的历史。”
——格雷格•米特曼，《呼吸空间：过敏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与景观》作者。

In the decades following World War II, factories in many countries not only provided secure employment and a range of economic entitlements, but also recognized workers as legitimate stakeholders, enabling them to claim rights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 making and hold factory leaders accountable. In recent decades, as employment has become more precarious, these attributes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have been eroded and worker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reduced to hired hands. As Joel Andreas shows in Disenfranchised, no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these changes as dramatically as China. Drawing on a decade of field research, including interviews with both factory workers and managers, Andreas traces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tatus of workers inside Chinese factories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carefully analyzing how much power they have actually had to shape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On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scholars offers an insightful and multidisciplinary argument for reenvisioning the idea of "China"in a global context
Offer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 number of ideological issues that have figured prominently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o-called reform and opening ( gaige kaifang 改革開放) in the late 1970s, these essays range widely in subject matter, from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o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to guoxue/national studies. Together they are conceived as different windows into a basic problem: the deployment of culture and his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ese thought. Dirlik touches on a number of themes, including the repudi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past after 1978, which has led to a rise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He further places these developments within a global context, ultimately making a case methodologically for "worlding"China: bringing China in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into China.

这是一部开拓性地将历史分析的视角深入教育观变迁的专著。通过肖像画、育儿习俗等微观史料，分析17—19世纪的英国社会，解读儿童观与育儿意识变迁。儿童观的社会史研究旨在把握新历史学方法论，在历史考察的过程中厘清社会中的儿童发展与教育问题。全书从构成儿童世界的社会性经验事实出发，探究共同体、家庭、儿童等相关教育要素的历史变迁，力图构建一部儿童、家庭及其观念的历史长卷。

A landmark work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Chosen vividly reveals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power and privilege in America over the past century. Full of colorful characters (including Woodrow Wilson,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James Bryant Conant, and Kingman Brewster), it shows how the ferocious battles over admissions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shaped the American elite and bequeathed to us the peculiar system of college admissions that we have today. From the bitter anti-Semitism of the 1920s to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at midcentury to the debate over affirmative action today, Jerome Karabel sheds surprising new light on the main events and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 one who reads this remarkable book will ever think about college admissions -- or America -- in the same way again.

《劳作的女人》将女性的生活场景从深闺内闱的家庭生活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处于急剧变革之中的城市空间。在城市化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许多普通的女性迈出家门，她们外出工作去看电影、听戏、逛公园、逛大街。城市空间给女性提供了追寻自由的舞台，但也是她们遭受歧视、压迫的地方。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在传统的眼光看来女性应该是属于“内”的，家庭之外的领域传统上来说是男人的领地，对男人来说，进入公共空间的妇女是“有问题的”，她们对公共空间的分享、借用和占有逾越了性别的界限、挑战了男性的尊严。于是，这个空间里的偏见、压迫、骚扰和抗争从来没有停止。

牛奶是被认为接近完美的食物，尤其是在健康饮食盛行的当下，它已经成为中国人餐桌上不可替代的餐食。但是，牛奶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广为接受的，在江南，尤其是在上海不以奶制品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中，牛奶从未受到热捧，更是因为本身含有细菌，具有饮用安全威胁，而一度遭到人们的冷落。
那么，牛奶是如何登上日常餐桌的？
牛奶消毒是如何成为一种卫生制度？
上海又是如何成为今日牛奶管理制度肇始之地的？
本书将带领读者回溯20世纪的中国，重看牛奶管理制度的变迁历史，细探行业标准的形成过程，深究上海乳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关于本书
本书凝结了著者近二十年来近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心得，侧重考察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疾病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著者跳出传统的医史研究，试图发掘医疗史与近世中国社会与文化历史息息相关的历史。由于医学知识的传播，不同社会阶层所获得的医疗资源也相当丰富，其中女性作为医疗者的角色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明清以来国人对各类疾病与疗法的观念也随着上述的变化而改变。近世中国医疗史所呈现的社会理性，与近代西方所呈现者并不相同，中西医的相遇与融合，激荡出色彩纷呈的社会文化意涵。这一融合的过程，至今依然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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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of space and power and knowledge in France from the 1830s through the 1930s, Rabinow uses the tools of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o examine how social environment was perceived and described. Ranging from epidemiology to the layout of colonial cities, he shows how modernity was revealed in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e, health and welfar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legislation.

在明清的帝都北京，大大小小的寺庙庵观曾经遍布于大街小巷、宫殿园林乃至官府监狱。从皇帝、贵族、士大夫到吏役、商人和普通市民，都是宗教活动参与者。寺庙不仅是神明和僧道的居所，也是城市社会的公共空间。
韩书瑞、魏丕信等海内外著名学者聚焦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从寺庙与城市的社会格局、皇家的宗教生活，以及北京几座寺庙的命运等面向出发，考察了城市精英在宗教生活与寺庙管理中的角色，更探讨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围绕北京城的寺庙所发生的关系变化。
书中出现的碑刻、档案等一手资料，多为首次公开使用。此外，书中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也让我们得以辨识古老庙宇的遗迹，从而找寻对过去的回忆。这些资料与调查提醒我们，尽管如今关于“场所的记忆”经过了修改或文饰，但它们依然是了解旧时城市居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甚至唯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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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官员为何又频频求助于神佛？
在城隍庙中，各方势力如何钩心斗角？
中国的地狱与西方的地狱有何不同？
寺庙有时是可转手的“买卖”，还能在佛道之间自由切换。
最热衷于修庙的是皇帝和太监。
笃信佛教的皇帝与国师的有趣对话。
念经的真和尚和奏乐唱曲的假和尚。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中外学者35人与会，共发表论文23篇，集成此书。

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北京知识人主要供职于出版业与教育业；职业收入在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个人收入存在巨大差异；在居住、饮食、服饰与出行等日常消费层面也呈现出巨大差异。他们的日常交往主要在家庭、茶社、酒楼与咖啡馆等场所展开，交往方式主要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礼物馈赠等多种类型；知名作家及地方上流知识精英阶层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其交往对象往往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松散与不稳定的开放状。
此外，旧派文人群体及新派作家群体的交往对象多固定在同一阶层、相近职业之人，由此形成较为同质化与单一化的亚群体。但由于他们的日常交往多以生活情趣及文学艺术审美取向的相近为原则，故其群体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其中，上海知识分子尽管较易萌生阶级/阶层意识，但不易就知识阶层的属性、特征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本书以1927至1937年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所处的阶层位置，分析知识群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惯习策略发展出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论述话语，在竞争稀缺性资源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的转换，催生知识群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在社会结构层面实现阶层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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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民国读书人精神风貌、娱乐生活偏好的著作一部民国时期都市生活娱乐指南
●这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取向的著作，作者从时人的日记、回忆录、传记中发掘出当时知识分子，如鲁迅、戴望舒等在图书馆与书摊，咖啡馆、酒吧与茶楼，四合院与洋楼，公园与影戏院，消费与收藏、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偏好，从侧面反映当时知识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资料丰富，论题独特。
●本书考察民国时期上海与北京的都市生活情景，涵盖衣食消费与精神文化娱乐等方面，堪称民国都市生活指南。
●本书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呈现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整体面貌，兼及与同一时期北京知识群体的比较。

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林超超著的这本《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估量的效益流失。

《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讲述了:近代以来，游民问题在性质上几经变换，从道德、伦理问题变成社会、经济问题，再变成政治问题，最后成为一个集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与司法问题于一身的复杂难题，但不再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无业游民的文化程度及技艺水平都远远高于国民的平均水平，他们之所以成为游民，并非由于文化水平低下或缺乏谋生技能，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
建国初期，在社会秩序的规范中，每一个人根据阶级出身确定自己的阶级成分，然后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城市中数量众多的流浪人群和其他无法划分阶级成分的人员，人民政府将其归入游民行列，帮助他们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从而完成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重建。

本书重点关注了清末民初中国的阅读文化（reading cultures）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reception politics）问题，以及来自欧美与日本的新知识在中国如何再生产的问题，如启蒙、新的性道德与生育理念，一些与西方现代性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像黑格尔、古滕堡、世界语等，是如何被“舍旧谋新”的大众传媒与知识精英在引介中具体化、在地化乃至符号化的，又是如何被清末民初的读者阅读和使用的，这些读者又如何对此加以接受转化，最终又产生了何种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以中国中心的意识，罗芙芸揭示了卫生如何在19、20世纪成为中国的现代性表述中的紧要因素。她集中于一个中文概念“卫生”，作为贯穿时空和多样性的线索，并将其置于天津复杂的通商口岸环境之中。在19世纪末以前，卫生——被译为“卫生的”、“清洁的”、“健康”或“公共卫生”——与之相关的是饮食方、冥想和秘制方药。本书揭示了随着暴力帝国主义的到来，卫生的意义是如何从中国人的宇宙观转变为包含了诸如国家主权、科学实验、身体净化和民族适应性等方面的概念。外国人和中国的精英们往往认为，中国人在这些方面都有所缺乏。这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卫生怎样在中国的现代性中成为一个矛盾的概念想象中的外国典范是其集中表现，同时也正是这些卫生的主要建造者一手造成了中国的缺陷。
罗芙芸描述了天津孤立的军事、政治事件与卫生变迁的交汇点——空间的安排、水的供应、对身体的关注、对排泄物的处理。本书展示了围绕着天津的卫生变迁，各自为政的帝国主义势力如何应对，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目标与现代化精英的目标之间，搭建起一条重要的纽带。本书的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直至朝鲜战争，作者解释了卫生的现代性不仅改变了一座城市，还塑造了中国人对于在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卫生要求的认知。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包治百病”：20世纪前的卫生
第二章 天津的卫生与疾病
第三章 医学的遭遇与分流
第四章 中国通商口岸的卫生翻译
第五章 日本明治时期卫生翻译的转变
第六章 缺陷和主权：天津被占领期间的卫生现代性，1900—1902
第七章 可见与不可见：城市景观和卫生的边界
第八章 卫生和现代性的渴望
第九章 日本人在天津的细菌管理
第十章 细菌战和爱国卫生
结语
参考书目

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的建立，不仅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巨变，而且直接牵动着政与学的关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重构。本书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个案考察，展示了从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
三个个案分别为：1895—1913年，科举被废除前后，湖南省新式学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绅惯习”的进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努力为北大塑造“科学的精神实质”，试图建立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书中对此做了颇具新意的社会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学校里培养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以上三个专题，成为上中下三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书中所说的“新教育场域”，其实是“五四运动”时代老师辈和学生辈的两代人，从三个个案可见，当年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变化走向，取决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场域和局势变化。本书通过三个关键片段，对新教育在中国产生、早期发展的艰难过程给予深入研讨，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进入中国近代社会，揭示了以往近代史研究往往不能观察到的侧面。

Progressive-era "poverty warriors" cast poverty in America as a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low wages, labor exploitation, and political disfranchisement. In the 1990s, policy specialists made "dependency" the issue and crafted incentives to get people off welfare. "Poverty Knowledge" give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thinking behind these very different views of "the poverty problem," in a century-spanning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s, institutions, ideolog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at shaped poverty research and policy. Alice O'Connor chronicle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udy of poverty, from a reform-minded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to a detached, highly technical analysis of the demographic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or. Along the way, she uncovers the origins of several controversial concepts, including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She shows how such notions emerged not only from trends within the social sciences, but from the central preoccupa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beralism: economic growth, the Cold War against communism,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enduring racial divide.The book details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substance of poverty knowledge. Tracing the genesis of a still-thriving poverty research industry from its roots in the War on Poverty, it demonstrates how research agendas were subsequently influenced by an emerging obsession with welfare reform.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Connor shows, the study of poverty became more about altering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less about addressing structural inequality.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steady narrowing of focus came to the fore in the 1990s, when the nation's leading poverty experts helped to end "welfare as we know it." O'Connor shows just how far they had traveled from their field's original aims.

善会及善堂是明清社会的新现象，由地方士绅商人等集资、管理慈善机构。这些慈善组织兴于16世纪末期的明代，盛行于清代，甚至民初仍有不少传统善堂仍在运作，本书研究重点则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它们遍布全国，是清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重要性及社会意义不容忽视，其中渗透了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因素。本书既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去探索善堂的成因，也从施善者的主观角度去分析善堂的功能与性质，从而深入解读了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作者透过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并与海外汉学对话，回应了中国有无“福利国家”传统之问，为明清社会描绘出一幅活泼的历史场景，丰富了世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