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力量 豆瓣
作者: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
译者:
彭仁郁
桂冠
內容簡介：為何談論卑賤？為何存在一種既非主體亦非客體的「某個東西」；它不斷地重新現身，讓人臉色蒼白、令人作噁，又教人著迷。為何這些情緒因卑賤體而來？
它無關精神官能症。我們只能在恐懼症、在精神病中瞥見它的身影。這涉及一種佛洛依德曾經略微碰觸，卻又巧妙避開的爆發狀態。今日的精神分析，若想擺脫單純地老調重彈而走得更遠的話，則應益發迫切地豎耳傾聽。
因為，我們的歷史和社會正迫使我們這麼做。進入恐怖的核心。儀式、宗教、藝術，不都一心一意召喚著卑賤情境嗎？
神聖領域不僅關乎弒父禁忌，亦涉及亂倫禁忌：玷污儀式。聖經律法強烈暗示著食物中所包含的根本不潔性質。當基督信仰的罪愆概念將褻瀆憎惡感內化之後，又企圖使它在「道」（Verbe，神的話語）中消失。所有的象徵秩序都縈繞在這樣的隔離程序中。而我們所寓居的世界，正在引爆這個程序的危機。
這是文學之所以能為我們帶來奇特啟發的原因，比方杜斯妥也夫斯基、羅特雷亞蒙、普魯斯特、亞陶，還有，無疑展現著極度明顯症狀的謝琳。
現在，向我們走來的這位邊境的居留者，無固定身分、無固定慾望，亦無固定居所。它不斷流浪、誤入歧途，苦樂參半。在這齷齪人世，他無望地漫遊著。
這便是卑賤的主體。 作者簡介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法國思想家、精神分析學家，巴黎第七大學教授。一九四一年出生於保加利亞，二十五歲至法國。主要思想背景為康德．黑格爾之哲學傳統、語言學以及巴赫金的後形式主義，後轉向羅蘭．巴特的後形式主義，並開始研究佛洛伊德和拉康。一九七三年以《詩語言的革命》（La Revolution du langage poetique）於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正式成為精神分析師，同時也是巴黎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以後結構主義理論，分析語言、社會、和個體及其心理與慾望之間的關係，持續書寫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批評著作，帶給許多知識領域新的啟發及深度，包括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和當代女性主義，甚至以其東歐出身的馬克思主義背景和個人才氣，回饋啟發給她最重要的老師，羅蘭．巴特。並在這三十年來，成為藝術人文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法國作家之一。主要著作有《語言分析》(1969)、《詩語言的革命》(1974)、《恐怖的力量》(1980)、《愛的歷史—故事》(1983)、《黑色太陽》(1987)、《沒有國族主義的國族》(1990)、《我們之間的異鄉人》(1991)、《靈魂的新痼疾》(1993)、《精神分析的力量及界線I, II》(1996, 1997)以及近作《女性的天份I, II, III》(1999, 2000, 2002)。
目錄
中文版序／克莉斯蒂娃
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劉紀蕙
第一章 卑賤的取徑
第二章 害怕什麼
第三章 從污穢到玷污
第四章 聖經的憎惡符號學
第五章 ……除免世罪者
第六章 謝琳：非戲子亦非殉道者
第七章 苦痛／恐怖
第八章 這些女人糟蹋了我們永恆的生命…
第九章 「猶太地活著或死去」
第十章 太初與無盡
第十一章 恐怖的力量序
在我的著作中，《恐怖的力量》一書並非第一部以中文版出版的作品，但它的出版卻最令我欣悅。我十分感謝譯者、出版社，以及這份禮物未來的讀者。
令我向本書出版致敬的原因有許多。
首先，我對中文及中華文化的熟稔──我以曾在大學時期研讀中文自豪，同時卻深知面對此一浩瀚宇宙，這是何等不足──讓我得以衡量橫亙在西方、猶太－基督、印歐信仰內的神聖界，與中國傳統之內、本身即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神聖領域之間的距離。您眼前的這本書，目的是在嘗試開啟一道傾聽我們這一方的宗教情感的頻道。
現在，由您來估量我們彼此的距離，聽診我們的殊異性，評斷在我們和您之間是否有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我並沒有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的夢想，這是樂觀的人道主義所歌詠的古老田園詩。然而，一種相互的敬意應是可能的吧？在西方，有一些人試圖如實地閱讀中國，避免濫用同化。而相對而言，在此西方紀元第三個千年之初，當西方世界以其過時的優越自負作遮掩，逐漸退卻為簇擁成人類花束的千百朵花中之一時，您有沒有可能對西方文化蘊生一種善意的、願意理解的距離？總之，在撰寫此書之時，推促我書寫的動機，是為了分析我們的文化傳統對於「神聖界」和「絕對性」所抱持的傲慢自負，進而從中閱讀出「權力」與「賤斥」：但其目的不在破解它們（焉能為之？），而是為了打開探問之道。
使我感激的第二個理由更有其現時意義。我猜想，細心的讀者將在字裡行間，發現有助於省思當前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連結的諸多線索；它們將幫助讀者看出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無法避免的關聯；至少，此關聯在我們這個文化傳統中是無法避免的。在華盛頓和紐約受到攻擊之後不久，多少正直的美國、法國公民，以及涉案之自殺飛機攻擊者的鄰居和同窗，都聲稱難以置信一位父親、一個認真的大學生或一個平時溫馴的信徒，竟會是恐怖的殺手。而在其他狀況裡，serial killer（連續殺人犯）或戀童癖的鄰居和同窗，在事發後感到震驚的程度，亦不下於此。
在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盛行的年代，有許多人們習於將人類視為理性的動物，由唯一、表象的邏輯所支配。不得不宣佈棄權的理性，如此懊喪地歎道：「一個人怎麼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由於心理分析的理論進展未能影響大眾政治文化，我們很難想像表象並非本質，而個人在精神病或心理倒錯的壓迫之下所展露的虛偽人格，掩藏著慾望的深淵；尋根究底，此慾望即為死亡慾望。我們對於經濟的悲慘處境如何能推促人走上自殺或屠殺之途的考量，不應妨礙我們重視人類行為的潛意識深度。現在應是我們重新審視進步主義妄想的時候了，此一重估將能引導我們致力於提昇研究者的心理觀察能力。我並不是在鼓吹質疑的心態，而是衷心地期待在對於他者的研究取徑中，能否少一些天真。比起曾經驅趕惡靈、直指地獄的宗教，我們其實要來得更加幼稚。拒絕宗教信仰，並不代表我們便能自動地抵達清醒、澄明的境界。我們還必需擁有從中辨識出那些最具體或最隱晦的變種的能力；幸有人類學和心理分析之助，我們才能將之逐出巢林。一段長遠的教學工作正等著我們。
此外，所有的宗教不僅從未低估情感的、複形的潛意識邏輯，並且善於挪為己用；暫且不論此挪用是好是壞。當我們發覺蘇聯共產主義中粗暴的無神論，到頭來除了以寬容主義為掩飾，接受先後由美國人、歐洲人所提倡的與宗教人同謀的態度，以取代意識型態，而毫無其他選擇可言，怎能不感到痛心？現今，有許多沉靜祥和的學者，透過令人尊敬的廣播電台麥克風，向我們傳遞著神學的注釋，而不作任何分析。唯恐煽動宗教衝突，人們自滿於吹噓某個宗教經集的文化優勢（這的確是事實），不但忘卻了其他充滿激情的對等物，其實是構成此一經集整體的一部份（這也是事實），更忽略了這些蘊涵多義性的經文，必定伴隨著眾多不同版本的詮釋；而正是當這些不同版本的詮釋，與情感和悲慘相遇時，始導至恐怖主義的出現。即使我們深知，在宗教及其整體主義之間存在著差異，這卻不妨礙我們平心靜氣地檢視那些容許跨越二者間隙的舷橋。原因是，當恐怖份子炸毀一架飛機的時候，在他腦際盤旋的並非莫札特的奏鳴曲，或莎士比亞劇本中的台詞，亦非畢卡索的畫，而是其宗教教條中的某幾節經文！杭亭頓（Huntington）在針對文化域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文化域可能導致宗教衝突；其研究分析往往被詮釋為，對於某一不可抗拒之命運的觀察結果。然而事實上，我們亦可將其解讀為，對於不同宗教傳統的邏輯進行深入理解的邀請，以便進一步分析其優越性，及其可能導致的絕境。我們不應將這些邏輯視作危機時期的想像解決方案；但不幸的是，不僅經濟的悲慘使它們已被升格為想像的解決方案，我們對後者的默認，亦增強此一趨勢。事實上，啟蒙時代在現代精神科學中，順利地找到了它的延伸，這使我們在面對狂熱主義時，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麼手足無措。我們不能假借寬容與多元文化主義之名，太快就忘卻啟蒙時代所留下的光明。
最後，我的思考路徑隨著對於謝琳（Celine）作品的閱讀，逐步進入另一個亦不脫現時意義的探問：文學究竟是恐怖主義的共謀，或是它的解藥？冒著引發讀者憤慨的危險，我認為在文學中存在著兩條道路，引導它與恐怖主義相鄰：一是文學深植在國族語言中的根脈，二是文學在其結構上即參與著恐怖的形成。
至少自浪漫主義作家開始，在這片任憑作家的想像和國族語言相逢的神聖境域上，即已滿是縱橫交錯的軌跡。
其中的一道，自奉為國家特性的崇拜儀式與捍衛者，而作家因著他的職業或志業，化身為與國族風格等同於國家崇拜的頌讚人。在這些作家當中，是謝琳以最坦蕩的語氣，洋洋陳述這個介於各種語言與各個人民之間的戰爭邏輯，文中充滿佯裝的愚蠢，卻極具感染力。他曾如此說道：「法語多麼高貴莊嚴，但四處卻充斥著那麼多該死的蹩腳語言。」
然而，為化解此一趨勢，無論如何、不可避免地以國族語言進行書寫的文學，早在時下的全球化運動、及移民作家所謂的「混種」文學出現之前，便已藉由無法共量的作家對社群俚語的滲透，超越了國族層次；這是因為，一旦獨特化到極致，風格不僅將在個人層次上、亦會在國族層次上形成去認同作用。我們還記得，馬拉美（Mallarme）曾欲寫出一種「外異於語言的、嶄新的、全面的文字」；而喬伊斯（Joyce）在《尤里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裡，則將語言根深蒂固的執著，推導至嘲諷當地人：喬伊斯，或許就代表著永遠不可能成為當地人。
想像界的複音性質，導致它的無認同性。而九一一事件及隨後的爆炸事件中的自殺狂熱分子，不論是就美學或政治層面而言，可謂毫無想像；他們將自身的驅力直接付諸行動-時或出自需要，以及可理解的殖民羞辱，但卻不因此而取得任何合法性。我深知這樣的見解在狂熱主義的粗暴之前，所可能喚起的激憤。然而，我還是必須說，想像文化有可能開展被任一派別的整體主義所僵化的社會關係領域，並且舒緩身分認同的蜷縮。閱讀、教授文學、揭示它的複音邏輯以對抗宗教的單一邏輯主義，不啻為一種政治治療。
即使如此，我並不認為虛構小說代表著一種絕對的護欄。因為，新語言的創造，雖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想像界，它卻是根植在創造的主體性所面臨的難以承受的危機之中。意即，在美學創造的過程中，作者置身於一個紊亂的心理區域，在那裡，他者尚未成為客體，原因是此時失落了身分認同的自我並非主體。在此情況下，他者乃是卑賤體（abjet），即一種卑賤形式，一個既引人反感、卻又令人著迷的極端；如同昔日的乳房、母親和父親 - 那是在「我」接受他既鎮壓、又護佑的至高律法之前。美學行動迎接世界的卑賤，有時甚至不惜使用類似的武器與之對抗：暴力、毀滅他者、毀滅自己，極盡諷刺、詆毀之能事，挑釁讀者、強暴公眾、甚至強暴表達工具本身，直到以自殺毀滅作品、殺害自己。
美學的判斷（審美的確是一種判斷），從來就不曾是二元性的，而今日較往昔尤不如此。藉著邀請我們重新認識人類行為中的所有面向，它展現了包含在此行為中的各個組成成分（布希或海珊；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受害者或劊子手）。然而，在它與恐怖之間永遠可能存在的共謀關係之外，藝術終歸是開放了邁向一個更複雜、更平衡、更公正的思考模式的機會；此處庇護所，使得在這個一昧追求高效能實現的文明社會中被迫害的思想，獲得了運轉的可能。而這思想庇護所、或這在所有行動之前形成質疑再現的能力的崩毀，豈不是包括政治恐怖主義在內的新型態靈魂疾病所具有的最大特徵？
反之，即使文學以其自身的方式，亦為恐怖的一種形式，但正因為它座落在再現和語言之內，便令它成為一種有助於思考恐怖自身之內在成因的恐怖形式。這效力有限、影響卻深遠的解藥，不可說是微不足道，可用以抵禦那不僅來自外在、亦從內裡對我們進行雙面襲擊的恐怖主義。
從今以後，不管願不願意，中華文化已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份；在此世界中起舞翩翩的，不僅是全球化經濟，亦包括我在此提到的種種問題。而您的文化傳統、您的獨特經驗，是否將改變、重複、或擴大這些問題？人類的未來，則取決於此一問題的答案。或許，《恐怖的力量》一書的翻譯和閱讀，將可成為這條道路上的一個階段。祝您好運！
它無關精神官能症。我們只能在恐懼症、在精神病中瞥見它的身影。這涉及一種佛洛依德曾經略微碰觸，卻又巧妙避開的爆發狀態。今日的精神分析，若想擺脫單純地老調重彈而走得更遠的話，則應益發迫切地豎耳傾聽。
因為，我們的歷史和社會正迫使我們這麼做。進入恐怖的核心。儀式、宗教、藝術，不都一心一意召喚著卑賤情境嗎？
神聖領域不僅關乎弒父禁忌，亦涉及亂倫禁忌：玷污儀式。聖經律法強烈暗示著食物中所包含的根本不潔性質。當基督信仰的罪愆概念將褻瀆憎惡感內化之後，又企圖使它在「道」（Verbe，神的話語）中消失。所有的象徵秩序都縈繞在這樣的隔離程序中。而我們所寓居的世界，正在引爆這個程序的危機。
這是文學之所以能為我們帶來奇特啟發的原因，比方杜斯妥也夫斯基、羅特雷亞蒙、普魯斯特、亞陶，還有，無疑展現著極度明顯症狀的謝琳。
現在，向我們走來的這位邊境的居留者，無固定身分、無固定慾望，亦無固定居所。它不斷流浪、誤入歧途，苦樂參半。在這齷齪人世，他無望地漫遊著。
這便是卑賤的主體。 作者簡介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法國思想家、精神分析學家，巴黎第七大學教授。一九四一年出生於保加利亞，二十五歲至法國。主要思想背景為康德．黑格爾之哲學傳統、語言學以及巴赫金的後形式主義，後轉向羅蘭．巴特的後形式主義，並開始研究佛洛伊德和拉康。一九七三年以《詩語言的革命》（La Revolution du langage poetique）於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正式成為精神分析師，同時也是巴黎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以後結構主義理論，分析語言、社會、和個體及其心理與慾望之間的關係，持續書寫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批評著作，帶給許多知識領域新的啟發及深度，包括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和當代女性主義，甚至以其東歐出身的馬克思主義背景和個人才氣，回饋啟發給她最重要的老師，羅蘭．巴特。並在這三十年來，成為藝術人文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法國作家之一。主要著作有《語言分析》(1969)、《詩語言的革命》(1974)、《恐怖的力量》(1980)、《愛的歷史—故事》(1983)、《黑色太陽》(1987)、《沒有國族主義的國族》(1990)、《我們之間的異鄉人》(1991)、《靈魂的新痼疾》(1993)、《精神分析的力量及界線I, II》(1996, 1997)以及近作《女性的天份I, II, III》(1999, 2000, 2002)。
目錄
中文版序／克莉斯蒂娃
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劉紀蕙
第一章 卑賤的取徑
第二章 害怕什麼
第三章 從污穢到玷污
第四章 聖經的憎惡符號學
第五章 ……除免世罪者
第六章 謝琳：非戲子亦非殉道者
第七章 苦痛／恐怖
第八章 這些女人糟蹋了我們永恆的生命…
第九章 「猶太地活著或死去」
第十章 太初與無盡
第十一章 恐怖的力量序
在我的著作中，《恐怖的力量》一書並非第一部以中文版出版的作品，但它的出版卻最令我欣悅。我十分感謝譯者、出版社，以及這份禮物未來的讀者。
令我向本書出版致敬的原因有許多。
首先，我對中文及中華文化的熟稔──我以曾在大學時期研讀中文自豪，同時卻深知面對此一浩瀚宇宙，這是何等不足──讓我得以衡量橫亙在西方、猶太－基督、印歐信仰內的神聖界，與中國傳統之內、本身即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神聖領域之間的距離。您眼前的這本書，目的是在嘗試開啟一道傾聽我們這一方的宗教情感的頻道。
現在，由您來估量我們彼此的距離，聽診我們的殊異性，評斷在我們和您之間是否有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我並沒有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的夢想，這是樂觀的人道主義所歌詠的古老田園詩。然而，一種相互的敬意應是可能的吧？在西方，有一些人試圖如實地閱讀中國，避免濫用同化。而相對而言，在此西方紀元第三個千年之初，當西方世界以其過時的優越自負作遮掩，逐漸退卻為簇擁成人類花束的千百朵花中之一時，您有沒有可能對西方文化蘊生一種善意的、願意理解的距離？總之，在撰寫此書之時，推促我書寫的動機，是為了分析我們的文化傳統對於「神聖界」和「絕對性」所抱持的傲慢自負，進而從中閱讀出「權力」與「賤斥」：但其目的不在破解它們（焉能為之？），而是為了打開探問之道。
使我感激的第二個理由更有其現時意義。我猜想，細心的讀者將在字裡行間，發現有助於省思當前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連結的諸多線索；它們將幫助讀者看出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無法避免的關聯；至少，此關聯在我們這個文化傳統中是無法避免的。在華盛頓和紐約受到攻擊之後不久，多少正直的美國、法國公民，以及涉案之自殺飛機攻擊者的鄰居和同窗，都聲稱難以置信一位父親、一個認真的大學生或一個平時溫馴的信徒，竟會是恐怖的殺手。而在其他狀況裡，serial killer（連續殺人犯）或戀童癖的鄰居和同窗，在事發後感到震驚的程度，亦不下於此。
在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盛行的年代，有許多人們習於將人類視為理性的動物，由唯一、表象的邏輯所支配。不得不宣佈棄權的理性，如此懊喪地歎道：「一個人怎麼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由於心理分析的理論進展未能影響大眾政治文化，我們很難想像表象並非本質，而個人在精神病或心理倒錯的壓迫之下所展露的虛偽人格，掩藏著慾望的深淵；尋根究底，此慾望即為死亡慾望。我們對於經濟的悲慘處境如何能推促人走上自殺或屠殺之途的考量，不應妨礙我們重視人類行為的潛意識深度。現在應是我們重新審視進步主義妄想的時候了，此一重估將能引導我們致力於提昇研究者的心理觀察能力。我並不是在鼓吹質疑的心態，而是衷心地期待在對於他者的研究取徑中，能否少一些天真。比起曾經驅趕惡靈、直指地獄的宗教，我們其實要來得更加幼稚。拒絕宗教信仰，並不代表我們便能自動地抵達清醒、澄明的境界。我們還必需擁有從中辨識出那些最具體或最隱晦的變種的能力；幸有人類學和心理分析之助，我們才能將之逐出巢林。一段長遠的教學工作正等著我們。
此外，所有的宗教不僅從未低估情感的、複形的潛意識邏輯，並且善於挪為己用；暫且不論此挪用是好是壞。當我們發覺蘇聯共產主義中粗暴的無神論，到頭來除了以寬容主義為掩飾，接受先後由美國人、歐洲人所提倡的與宗教人同謀的態度，以取代意識型態，而毫無其他選擇可言，怎能不感到痛心？現今，有許多沉靜祥和的學者，透過令人尊敬的廣播電台麥克風，向我們傳遞著神學的注釋，而不作任何分析。唯恐煽動宗教衝突，人們自滿於吹噓某個宗教經集的文化優勢（這的確是事實），不但忘卻了其他充滿激情的對等物，其實是構成此一經集整體的一部份（這也是事實），更忽略了這些蘊涵多義性的經文，必定伴隨著眾多不同版本的詮釋；而正是當這些不同版本的詮釋，與情感和悲慘相遇時，始導至恐怖主義的出現。即使我們深知，在宗教及其整體主義之間存在著差異，這卻不妨礙我們平心靜氣地檢視那些容許跨越二者間隙的舷橋。原因是，當恐怖份子炸毀一架飛機的時候，在他腦際盤旋的並非莫札特的奏鳴曲，或莎士比亞劇本中的台詞，亦非畢卡索的畫，而是其宗教教條中的某幾節經文！杭亭頓（Huntington）在針對文化域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文化域可能導致宗教衝突；其研究分析往往被詮釋為，對於某一不可抗拒之命運的觀察結果。然而事實上，我們亦可將其解讀為，對於不同宗教傳統的邏輯進行深入理解的邀請，以便進一步分析其優越性，及其可能導致的絕境。我們不應將這些邏輯視作危機時期的想像解決方案；但不幸的是，不僅經濟的悲慘使它們已被升格為想像的解決方案，我們對後者的默認，亦增強此一趨勢。事實上，啟蒙時代在現代精神科學中，順利地找到了它的延伸，這使我們在面對狂熱主義時，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麼手足無措。我們不能假借寬容與多元文化主義之名，太快就忘卻啟蒙時代所留下的光明。
最後，我的思考路徑隨著對於謝琳（Celine）作品的閱讀，逐步進入另一個亦不脫現時意義的探問：文學究竟是恐怖主義的共謀，或是它的解藥？冒著引發讀者憤慨的危險，我認為在文學中存在著兩條道路，引導它與恐怖主義相鄰：一是文學深植在國族語言中的根脈，二是文學在其結構上即參與著恐怖的形成。
至少自浪漫主義作家開始，在這片任憑作家的想像和國族語言相逢的神聖境域上，即已滿是縱橫交錯的軌跡。
其中的一道，自奉為國家特性的崇拜儀式與捍衛者，而作家因著他的職業或志業，化身為與國族風格等同於國家崇拜的頌讚人。在這些作家當中，是謝琳以最坦蕩的語氣，洋洋陳述這個介於各種語言與各個人民之間的戰爭邏輯，文中充滿佯裝的愚蠢，卻極具感染力。他曾如此說道：「法語多麼高貴莊嚴，但四處卻充斥著那麼多該死的蹩腳語言。」
然而，為化解此一趨勢，無論如何、不可避免地以國族語言進行書寫的文學，早在時下的全球化運動、及移民作家所謂的「混種」文學出現之前，便已藉由無法共量的作家對社群俚語的滲透，超越了國族層次；這是因為，一旦獨特化到極致，風格不僅將在個人層次上、亦會在國族層次上形成去認同作用。我們還記得，馬拉美（Mallarme）曾欲寫出一種「外異於語言的、嶄新的、全面的文字」；而喬伊斯（Joyce）在《尤里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裡，則將語言根深蒂固的執著，推導至嘲諷當地人：喬伊斯，或許就代表著永遠不可能成為當地人。
想像界的複音性質，導致它的無認同性。而九一一事件及隨後的爆炸事件中的自殺狂熱分子，不論是就美學或政治層面而言，可謂毫無想像；他們將自身的驅力直接付諸行動-時或出自需要，以及可理解的殖民羞辱，但卻不因此而取得任何合法性。我深知這樣的見解在狂熱主義的粗暴之前，所可能喚起的激憤。然而，我還是必須說，想像文化有可能開展被任一派別的整體主義所僵化的社會關係領域，並且舒緩身分認同的蜷縮。閱讀、教授文學、揭示它的複音邏輯以對抗宗教的單一邏輯主義，不啻為一種政治治療。
即使如此，我並不認為虛構小說代表著一種絕對的護欄。因為，新語言的創造，雖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想像界，它卻是根植在創造的主體性所面臨的難以承受的危機之中。意即，在美學創造的過程中，作者置身於一個紊亂的心理區域，在那裡，他者尚未成為客體，原因是此時失落了身分認同的自我並非主體。在此情況下，他者乃是卑賤體（abjet），即一種卑賤形式，一個既引人反感、卻又令人著迷的極端；如同昔日的乳房、母親和父親 - 那是在「我」接受他既鎮壓、又護佑的至高律法之前。美學行動迎接世界的卑賤，有時甚至不惜使用類似的武器與之對抗：暴力、毀滅他者、毀滅自己，極盡諷刺、詆毀之能事，挑釁讀者、強暴公眾、甚至強暴表達工具本身，直到以自殺毀滅作品、殺害自己。
美學的判斷（審美的確是一種判斷），從來就不曾是二元性的，而今日較往昔尤不如此。藉著邀請我們重新認識人類行為中的所有面向，它展現了包含在此行為中的各個組成成分（布希或海珊；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受害者或劊子手）。然而，在它與恐怖之間永遠可能存在的共謀關係之外，藝術終歸是開放了邁向一個更複雜、更平衡、更公正的思考模式的機會；此處庇護所，使得在這個一昧追求高效能實現的文明社會中被迫害的思想，獲得了運轉的可能。而這思想庇護所、或這在所有行動之前形成質疑再現的能力的崩毀，豈不是包括政治恐怖主義在內的新型態靈魂疾病所具有的最大特徵？
反之，即使文學以其自身的方式，亦為恐怖的一種形式，但正因為它座落在再現和語言之內，便令它成為一種有助於思考恐怖自身之內在成因的恐怖形式。這效力有限、影響卻深遠的解藥，不可說是微不足道，可用以抵禦那不僅來自外在、亦從內裡對我們進行雙面襲擊的恐怖主義。
從今以後，不管願不願意，中華文化已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份；在此世界中起舞翩翩的，不僅是全球化經濟，亦包括我在此提到的種種問題。而您的文化傳統、您的獨特經驗，是否將改變、重複、或擴大這些問題？人類的未來，則取決於此一問題的答案。或許，《恐怖的力量》一書的翻譯和閱讀，將可成為這條道路上的一個階段。祝您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