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销了抗清力量。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及消军入关问鼎中原以来，直到康熙一年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地反清运动的历史。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北京为都城的明朝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 、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限于南方，陕、甘、晋、冀、鲁、豫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英文原版初版于1974年。作者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黄仁宇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聚焦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尝试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第二部分则以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及其在道咸以降的复出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造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删节，在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是韦祖辉先生退休之后几十年磨一剑的佳作，全面论述了明清鼎革之际一次气节与文化的东渡壮举。明遗民留下来的是气节，带走的是文化。著作从明遗民的精神文化根源入手，详细叙述了东渡的过程，并恰到好处地将崇祯朝灭亡之后南明势力抗击清朝的精彩历史片段穿插其间，最后以大量笔墨多领域地阐述了明遗民东渡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而其影响却不止于此，明遗民东渡使得许多中国学术文化、文献典籍和多种技艺历经明清之际兵燹和有清一代满汉矛盾而得以保存，也使得南明抗清的许多史料记录得以流传下来，弥足珍贵。该书的出版也希望能够为中日交流史、南明史等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借鉴。

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审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存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本書乃作者將眾多對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所著論文中，嘗試用在論文上有新義的、在資料上有發現的，此兩項標準選出了十八篇論文，再從中經過兩次複選，最終選出八篇。本書所收的文章皆經過修改，希望讀者在閱讀此書後，能對明末清初學術思想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其中不少是在中国史料中难得看到的。作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燕行文献中，“中国”对于李朝朝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异国”，“大清”对于朝鲜文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游览胜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已经“华夷变态”，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他们在复杂心态下，近距离观看中国，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

本书以明末清初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即所谓“民变”为研究对象。以史籍记载为基础，借鉴西方新文化史、历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诸学科的理论进行阐释，应用量化分析、集体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明清城市民变的历史背景、领导人与参与者、行动模式及城市民变的各种不同类型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从各个方面，对城市民变这一“老课题”得出了较为全面和新颖的认识。

内容提要
刑名幕友是清代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地方各级机构
中无职有权，以自己的法律专长，介入到司法活动之中，甚至左
右把持司法审判的实际权力，对清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本文力图通过揭示刑名幕友在地方机构中的实际责任、办案
特点、知识结构、心理素质等等，探讨刑名幕友对清代司法活动
的利弊影响，探讨这一现象的成因。
全文除前言、结语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清代刑名幕友的形成过程。清代的幕友应该起源于明
代的中晚期，到清代达到了全盛。在清代众多的幕席中，刑名幕
友始终居于首位，遍及地方各级官府。这一现象说明清代建立和
维护统一的法制体系需要懂法、执法的专业人才，当时社会经济
发展、民事经济关系变动频繁，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然而清代官
员先天法律素质的不足和士风的日趋腐败，使之难以担当重任，
清统治者只有依赖于刑名幕友，保证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转。另外
幕友是中国古代幕僚政治的延续和发展，它克短扬长，是罗致、
历练人才的一条途径，也是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强化、官僚政治进
入晚期、文化颓靡的必然结果。
第二章刑名幕友的地位与职责。刑名幕友因其职责的重要，
在与官员的主宾关系中倍受礼遇。刑名幕友负责拟批呈词、确定
审期、传集两造证人、幕后参与庭讯、制作司法公文、审核驳诘
案件，几乎渗透到清代司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经过长期的实
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名为“佐治”，实则“出治”。
第三章刑名幕友的办案特点。刑名幕友受自身素质、社会环
境的影响，在处理案件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方法、原则。如重证
据，却又提倡剪裁供证；强调依法办案，却又经常流于形式，满
足于僵化的程式，津津乐道于用经用典等法外依据；刑名幕友出
于追求福报的心理，从宽治狱，有“四救先生”之称；他们富于
谋略、精于诡诈，以智斗奸的同时，以“智”斗法，擅长利用法
律的缺陷，展示“刀笔”之功。
第四章刑名幕友的来源与心理素质。清代刑名幕友大多是科
举考试的落马者，或仕途不畅，暂时屈居于此的人。这些人饱读
四书五经，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古代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根深
蒂固。然而在实现理想时，倍受挫折，饱尝痛苦，对世态人情具
有颇为深刻的了解，出于世而入于世。他们选择刑幕为业，或为
解决温饱，或为曲线实现自己的理想。某些特殊的原因形成了刑
名幕友多出自绍兴的地域特点。刑名幕友的出身和经历使之具有
与众不同的、极度矛盾的心理和人格。
第五章学幕与师爷秘本。刑名幕友所以能够在司法活动中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得益于他的法律专长，而具备这一专长，必
须经过专业的训练过程，即学幕。清代师徒传承是学幕的主要途
径，幕业学习强调置身于真实的环境，读律与办案相结合，培养
有理论、有经验的人才。同时对即将作幕者进行考察、筛选。师
爷秘本是幕友权力知识的汇集，是他们得以垄断幕业的资本。
第六章刑名幕友对清朝法律文化的影响。刑名幕友的积极影
响表现在他们通过注释律例、整理案例、总结办案经验、作幕之
道，极大地丰富了清朝法学理论的宝库。但乾隆年间幕风开始日
趋败坏，幕友借助于地缘、亲缘、师缘等关系，上挂下连，互通
声气，形成网络，把持司法，加重法律秩序的混乱和吏治的腐
败。鉴于维持司法活动正常运作的需要和幕友在司法活动中不可
替代的地位，清政府只能对其知之任之。
清代的刑名幕友给今人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笔者希望通过这
一问题的研究，丰富法律史研究的领域，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作
出更为深入的探索。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才能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作者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读懂近现代的中国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该书对模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各章节观点明晰，史料丰富。
——《历史》对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人来说，该书是非常有益的资源……本书对1550—1949年近四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做了完美诠释，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
——《历史学家》作者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直接和明晰的探讨，成功地撰写了一本值得称道的书。该书不拘泥于成规，充满活力，让人受益匪浅。
——《亚洲》《家族、土地与祖先》为以往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该项研究反映了美国学者及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和新的研究趋势。
——《经济史学刊》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本书是《停云献疑录》之后谢正光的第二本学术随笔集。
历史上的中国，每逢改朝换代，士人的出处便成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伦理问题，亦成为日后知识分子讨论的焦点话题。就较近的历史而言，明末清初的士人选择仍牵动今人的心。但历来讨论此一问题者，多持遗民与贰臣界线分明、水火不相容之论调，而谢正光指出这并非历史的事实，清初重夷夏之辨如顾炎武者，也与新朝大臣颇多往来。
本书所收各篇，即放弃用“政治操守”做单向性的探讨和阐释，尝试考述遗民与贰臣间的社会关系、治学方向、伦常日用、性情志趣等，推求所处之境与论交之由，呈现出远比一般认知复杂的清初文人圈子与历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