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先生的最新文集，囊括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重要文章。作者从农民工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入手，探讨了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基层政权的困境和信访改革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以及呼唤社会真正和谐稳定的拳拳之心。
面对着中国现实的许多问题，作者认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他用谦卑敬畏的学者良知正大光明的研究当代社会的真问题和真学术，用真诚的心灵和理性的思想感动了无数底层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员，堪称颇具现代意义的空谷足音，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话欧洲》主要内容：两位学者在平时的读书、写作生活中，向以挖掘史料、独立思考为乐事，常常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批判自己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在此，他们带着各自的观点、问题与疑惑，闲聊历史上的欧洲或中国。闲聊跨越时空，远眺17到19世纪的欧洲社会，围绕着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两大主题，聊及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市民文化、宗教、民族、市场经济、革命、政党、全球化等等诸多方面，也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

1．宪政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表达的杰出著述。
2．探讨在近代中学与西学的激荡中，“法”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制度的创新，使法的中国实践得到了历史和语言双重维度的解释，对于当下尤其具有启发性。
3．一个中国的宪政主义者并不是一个不懂西方的人，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有意识地拒斥了西方某些东西，因而一个中国的宪政言者首先是一个通晓“西方原理”的人，哪怕只是一种肤浅的方式。一个手持长矛杀死传教士的“义和团”乡民不是中国的知识者，仅仅是个勇莽的战士，而一个中国知识者则意味着他知晓中国需要什么，如果这被看作浅薄，那也是一种必要的浅薄。
本书主要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法律中使用的核心基础性概念(比如民权、民主、宪法等)以及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劳教制度、法家思想等的一种开放式研究，从跨语际实践及词源学的角度阐释和辨析了民权、民主、宪法、水、治、法等的起源及其流变，对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阐释。
《法的中国性》旨在说明：
1．中国近代有关宪政的观念和表达与对西方的观看有关,与西方身在的那种“优越性”有关，或者说与西方“强”中国“弱”的事实以及中国对这个事实的体认有关。宪政的思想与语言被中国挪用，主要不是用以表达西方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宪政思想之所以为“中国”的最直接的意思；同时，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国历史“非优越性”的一个政治性表征。西方的宪政是因为西方的“优越性”以及中国的“非优越性”这样一种中国式体认被中国接纳的。
2．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对西方宪政原理如何取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问题的体认以及体认的方式。而决定这种“体认方式”的，不是西方宪政原理，而是由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提供的智慧，以及对智慧的化用。当西方“宪政”剥脱了原有的语境被置于异域场景之后，其意义与价值必定会发生移转。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这种移转本身，而是移转的意义：“移转”并非是中国对西方的“误读”，而是一种主体性的主动选择。
3．晚清、民国期间西学的引进之于中国的意义不能被无限的夸大，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外部文化，但强加的不行。

从古希腊城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和帝国时期的圣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的阿奎那……艾伦•伍德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回望了那些在现代社会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思想家。她没有从政治文本的角度诠释他们的理念，而是将其解读为对社会和历史的创造性回应。
在她看来，从古代到中世纪，有产阶层、劳动阶层和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私有财产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形塑了后世的政治理论，主导了西方政治的发展。伍德以社会史的创新视角重述了政治理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