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高扬社会主义理念，直面“中国问题”，以贯通中西、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从文明、政治、社会、基层、经济各方面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并回答了干部群众关注和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又如何驾驭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如何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发展？中国政治制度是否适用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依归的共同体？如何把越来越多元和流动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书中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面对国内外异常强大而又灵活的资本力量，中共党建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与制度建设保持政治主体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提出“评议式民主”的新思路；提出加强党的经典体系建设；提出把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的基层善治之道；提出保护人民的结社意愿、以人民社会包容公民社会的社会建设思路。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