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秦朝的建立及与士人的尖锐冲突、汉初社会由武向文的转化及诸侯、士人文化思想在儒学基础上渐趋统一等。

这本书是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先生的最新文集，囊括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重要文章。作者从农民工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入手，探讨了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基层政权的困境和信访改革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以及呼唤社会真正和谐稳定的拳拳之心。
面对着中国现实的许多问题，作者认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他用谦卑敬畏的学者良知正大光明的研究当代社会的真问题和真学术，用真诚的心灵和理性的思想感动了无数底层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员，堪称颇具现代意义的空谷足音，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容简介：
研究中国历史，先有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继有洪振快先生的《亚财政》，将官场、腐败、潜规则剖析通透。
《亚财政》是《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先生的潜心力作，从生动、有趣的案例着手，以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勾勒出明清官吏从公务活动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官场活动和官员心态纤毫必现；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蔽在社会表面之下的“财富暗流”——“亚财政”。
“亚财政”是官吏集团利用权力汲取和瓜分社会财富的集体腐败现象。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形成了这种官吏们私下发展出来的非正式财政制度。
“亚财政”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所起的作用却不亚于国家正式财政：它使民众在缴纳“明税”之外还要负担“暗税”，“明税”体现了官民博弈均衡，“暗税”的潜滋暗长最终会突破民众的税负能力，博弈均衡由此被打破，民变频发，社会崩溃，政权更替，实现新的博弈均衡——这正是中国历史独特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中国历史幽暗而现实诡谲。“亚财政”犹如一把锋利的解剖刀，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真实的运作逻辑。21世纪的中国，能不能克服历史的惯性，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宿命，这是现代中国面临的考验。通过对各国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洪振快先生从历史和财政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编辑推荐：
为什么当官如此吸引人？为什么某些人只需“盖章”就能换取巨额财富？为什么某些人打招呼就能将公共资产转化为“私有”？……这一切都源于“亚财政”——官吏集团以权力为核心，通过血缘、姻亲、熟人等关系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按照权力大小，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等级性特权和财富。
《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追溯中国历史社会表面之下汹涌澎湃的“权力—财富”暗流，将官场、腐败、潜规则剖析通透，揭示出了权力与财富之间的隐秘关系。
★《亚财政》是《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先生历时八年的潜心力作，继吴思先生《潜规则》之后，又一部既好看又有思想深度的开创性历史著作。
★《亚财政》讲通透了官场、腐败、潜规则，讲清楚了中国历史弈局的动态博弈，讲明白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路径。不理解这三个方面，很难说我们真正“了解历史，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一定要读一读《亚财政》。
★《亚财政》不仅是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更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参考书。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冠冕堂皇面目之下的实际利益格局。“亚财政”对历史的解读“皆中关窍”，宛如庖丁手中那把锐利的解剖刀，游刃有余，读出了史料后面隐藏的历史真相，读出了表象后面隐蔽的现实真义。
★《亚财政》是一部中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将“史事和叙事、历史本身和历史解读”结合起来，提出了对中国历史社会运作逻辑的深刻分析，很好地解答了，为什么中国历史存在周期性的“国家崩溃”。对于培养我们对历史传统、制度变迁、利益博弈、人性人心的洞察力，大有助益。
★《亚财政》具有当下诸多通俗历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通过各国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探求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说过：“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人的观念和信念的改变。” 无疑，这是一本能够改变我们观念和信念的好书，非常值得一读。
★《亚财政》史料详实，考证严密，旁征博引，不失趣味，难得地兼具了可读性、思想性、学术性，《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葛剑雄、天津财经大学财政教授李炜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邹东涛、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丁骋骋等读后皆击节叹赏，鼎力推荐。
★《亚财政》此次新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一章的内容，重写了新的序言，对近年来的最新思路和心得做了详细的交代，并添加了近两百幅珍贵的历史插图。
媒体评论：
专家推荐：
“亚财政”这个概念，照亮了一种遮遮掩掩的财政体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利益分配的另一种故事。
——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
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概念可以看作是一把解剖刀，它的提出，让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有了一个更锐利的观察和解释的视角。而现在，我们有了另外一把可能更为锐利的解剖刀，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亚财政》一书中提出来的“亚财政”概念。
——丁骋骋（浙江财政大学副教授）
本书以大量史料分析了明清时代“亚财政”这个十分突出而未被细致研究的非正式制度，把集体腐败的潜规则揭示得淋漓尽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注脚，认真研究历史上的“亚财政”现象，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邹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我一直以为，学习和研究历史之难，不在于史料难以收集，或难以理解，而在于如何通过史料的文字，读懂看不见的史料，理解史料背后的事实。尽管我们已经无法进入过去的社会，亲自发现或感受史料背后的事实，但通过认真的研究，还是可以复原出部分事实。这就是我重视《潜规则》的原因，也是我推荐《亚财政》的理由。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网友评论：
吴思是否真的已经把中国历史说透了呢？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且给出了吴思实际上并没有说透的充足理由。这部名为《亚财政》的新著，不仅提出了“立”的新见解，而且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为基础，搭建了一个不同于吴思的中国历史解释框架，核心则是“亚财政”。
——远弋（原载于《中国证券报》）
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用现代话语说即“亚财政”。亚财政是一种财富流，按照职务的高低，官衔的大小，以及差事的肥瘦来决定流量。
——飞机榄（原载于《信息时报》）
时至今日，“亚财政”现象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而是依旧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盛况，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夸张，屡禁不止的“过节送礼”，从这些怪象中，不难瞥见“亚财政”的影子。
——网友 忘情风君
从名字上到内容上，《亚财政》都几乎是《潜规则》《血酬定律》的延续……但是不得不承认，《亚财政》对“非正式财政体系”和“历史博弈模型” 描述，依然有其深入与独到之处。
——网友 生年不满百
这本书的语言也非常强悍，和作者自由撰稿人有关吧，史料也较详实，读的时候经常会笑起来，即使不把它当成一本历史或财政的书来看，消遣着看也不错。
——网友 秋凉晓寒
关于史料，详实，旁征博引不失趣味。对于作者，认真，治学精神值得敬佩。至于意义，不大，贵国古今一向如此。
——网友 Shawnhai
客观，甚至于达到近乎残酷的理性，才能用最适合的角度，看待过往的种种，以致理解今天的现象。本书对于鸦片战争起源的分析最得我心，所说的，很符合国情，看完了，忍不住默默点点头，就是这样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网友 joeycheuk
“亚财政”阴暗面游戏规则也不是中国自产的，这颗种子全球都开过花，只是天朝独特的土壤环境意识形态非常适合它扎根生长。西方人希望通过个人的博弈一步到位，天朝则是形成集体博弈共赢而繁荣。中国人聪明啊。
绕回来说，和社会一样，历史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学。
——网友 Stanley
我们也有几千年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谢谢作者提供了失败的经验。唯一的担心是这本书为官僚们提供了“亚财政”的创新手段。
——网友 Wolfhawk
这本书以流畅的文笔和详实的史料，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明清时期的历史画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去读历史，这种读法，逻辑清晰简洁，非常有说服力，不像教科书那般牵强附会。书里揭示的“亚财政”的规则，其实一直仍在影响当代中国。读这本书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政府和社会。
——网友 dangdangro

本书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的随笔集。
在一个不尊重法律的社会，法律只能吓鸟，不正像个稻草人？在法律只是稻草人的社会，没有人相信，法律的正当程序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好办法。人们遇到麻烦即使求助于司法，也对司法心存疑虑，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明君、贤相和清官身上，但又不太相信自己真有遇上他们的好运气。这是一本随笔小书，它关注的不是写在纸上的法律真理，而是法律在真实生活中的状态，它嘻笑谐谑的笔头嘲弄的并非法治的理想，而是这样的理想落在现实沙洲上的窘困与无奈。
莎翁云：“吾人不可将法律制成吓鸦之物，竖起它来只为恐吓攘食之鸟。”一个国家或者社会，若法律无权威，司法无公信，正当程序不被信仰，一如稻草狗守门，自由便为群盗随来随攫走矣。虽冥顽之人，此际亦必请七武士守村御盗。独吾人不知三复斯言，维护法律权威？制法者不问法律之是否必行，司法者将法律任意违反，万众袖手，各思法律所以绳人，只我例外，便是家国不祥之相。本文集以此为主题，千言万语，然自知杯水车薪。文集中另有若干杂俎之文，或议或论，讽喻焉，抒情焉，至于拙巧媸妍，各位看官但将法眼移来，洞若观火，一望便知。
——张建伟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而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大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本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全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

“思想的历史”系列《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三种，结集了鲍鹏山用情最深也最好的文章，2006年出版后在读者中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本书是作者重新修订后的合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从圣贤到文臣、从君子到小人、从英雄到隐士，作者为我们一层层打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高贵或痛苦的灵魂。
和那些肤浅的“心得”“感悟”完全不同，决非当今流行的一个故事加一段大而无当的虚夸议论的套路，鲍鹏山受人关注之处在于，他的文章“不敢虚构一言，不敢浪语一句”，不仅深深切入历史，更深深切入人性；不仅充满逻辑的力量、诗性的力量，更充满思想的力量。
他做的，不是枯燥的无聊的无趣的无用的所谓的“学问”。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化合古今，干净纯粹，尖锐犀利，幽默温情，包容了可供不同层面解读的诸多内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中照见自己的生活，窥见自己的影子，惊悚自己的命运。是的，风流去了，但是，风流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身上延续，咒语尚未解除，我们仍需忍耐，或者，奋斗。

《盐铁论校注(定本)(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一书，正是中国轴心时代过后，经历数纪战乱，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候出现，乃千古一书，其中妙旨，于今视之，意义可观。而侯外庐先生亦有言直接从经典阅读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笔记，以不才之心，揣测前人遗说，作如是观。本人之基本观点，力求说明盐铁政策之于汉帝朝实行乃是内忧外患导致财政吃紧之必然结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为，不可不提。而盐铁专卖之得失，于当时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论。

《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第2版)》从晚清的涉外人物谈起，重新梳理了晚清时期的对外关系，并由此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外关系进行论述，希望中国能真正地“走出晚清，走向全球化”。《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第2版)》史料翔实，论说犀利，无论是对这段历史有独特情怀的读者，抑或研究此领域的学人，都会带来一定的启发和认识。此次修订的幅度大约在30%。

晚清民国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随着传统中华法系的解体，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成为时代迫切之主题。“有其法者尤贵又其人”，法律人是沟通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的重要媒介，本书着眼于近代法律人群体，关注了晚清民国时期章宗祥、董康、汪荣宝、瞿同祖、徐道隣、潘汉典等10位被人们遗忘了的法律人，书写他们各自践行的法律故事，还以历史公道，让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绽放光彩。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情，他们的故事却有血有肉，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
采取“以我有补人无”的方法，发掘晚清法律史上少为人知的法律人物及背后的故事，既力求言人所未言，又不失叙史的客观公允。不但从小小的侧面鲜活地展现了晚清法律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面目，亦能使读者从中窥得法律思想与学术的传承，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生与人心的变迁。对于走近晚清法律人物、了解晚清民国社会乃至近代法律史研究，皆有帮助。

卢梭首先继承了中世纪救赎传统，并努力把这一传统传递给近代社会。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坚持世俗理性的启蒙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分歧。卢梭是一个颠覆性的二传手。他传出的是一个爆炸性的烈球。他的颠覆对象并不是彼岸天国，那一天国已随上帝远去。他要颠覆的对象，是此岸文明结构——从世俗生活一直到政治王国。他的理论包装是历史复古主义的悲观色彩，其内里的填料却是一种可燃可爆的道德理想主义：重建道德共同体，重建世俗社会。政治结构、文明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理论是一种早产的解构主义，社会政治上的解构主义。因此，它一旦落地引爆，就不仅仅是一场英美式的政治革命。它要把政治革命延伸为社会革命，把社会革命延伸为道德革命，把一次革命引申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再生性革命。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那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国内战争，也是一场国际战争，更兼一场宗教战争。

本书记载了作者带着“问题意识”问学十年的心路历程，既有坐冷板凳写出的学术文章，也有富含感情色彩的短论，书评，“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文字。这学理层面的思索和感情和论述，反映了一个思想史学者的真知灼见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对精神生命的自我淘洗和执著追求。

本书由一系列有密切关联而又独立成篇的论文组成。论文通过结合心态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等诸多取径来重新观察唐后期到五代的政治文化，以唐后期的皇权政治和清流文化为考察重点，试图为唐五代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认识框架。本书强调从唐代特殊的政治心态和文化想象的角度去理解清流文化及其代表性群体在晚唐五代社会中的垄断和自我延续的能力，去捕捉促成这些现象的种种无形的力量，并解释唐代新政治文化的两个层面如何互动并产生新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使得唐帝国的政治文化理念在影响日益显著的同时也讽刺性地削弱了唐帝国自身的存在能力。

本系列从翔实的历史材料出发，以雄浑的构思记录了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兴衰的历史过程。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了这些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原因，散发着智慧的炽热光焰。新颖的表现手法是本系列的一个重要尝试。它试图在史学家和小说家之间找到一条新路：吸取历史学的观点和成果，避免枯燥繁冗的叙述方式；借鉴文学的叙述与神采，但没有虚构的情节。从而赋予历史以活力，在历史的花岗岩中融入道德的激情和审美的诗意，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和风范。在这里，历史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处于人类的理性思考、道德评判和审美观照的光亮之中。

生动还原八百年前元朝两都间辇路的真实面貌，一本多角度的历史大散文。
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草原明珠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由这条路相连。
这条路尘封了八百年，当年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骏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八百年前的辉煌，隐没在 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
这条路是元代的辇路，是皇帝往返两都之间的专属性道路，设有十八处纳钵。
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享受历史的丰富，探寻生命的意义，重新发现中国。
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作者的叙述平静从容，充满古典气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美的享受，读来欲罢不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大历史与个人小历史在书中错落交汇。
在这条路上，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一边是遥远的史书上的沧桑印迹，一边是近处几十年的悲喜人生。年少时不为人所知的暗恋，三十年前的半途而废的远足，二十年前暴风雪中被倒提双脚走出黑松林，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踪，记忆里一朵牵牛花的摇曳，都因某一地点某一场景，在路上被恍然忆起。作者五十年的人生，也零星散落在这条徒步之旅上。
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本书汇集了许多的旅行家对于徒步的思考和意义。所引用的国外旅行家的段落，几乎都出自作者的优美译笔，且金句叠出：
“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
“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
本书配以精美手绘插图，以及手绘地图，生动表现沿途历史遗迹和人文风貌。

这不是美国通史，也不是学术著作，是作者多年观察美国的心得，尽量用浅显的“大白话”讲出来。这些个人心得却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考、探索的结果。
本书作者对美国的论述，是把美国作为一种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变异来研究的，特别是把美国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作为一种人类正常的迥异于我们传统的政治文明来研究。

本书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主要观点有：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等，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
书中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 ——艾恺
「此次长谈时，先父已87岁高龄，可算时届垂暮之年了，可他不仅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且话里话外不时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毫无老年人易见的感伤、消沉的影子。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至于说到世界的未来、说到人类的前途，他说：“我是比较乐观的。”那为什么如此乐观呢？这自然与他自有其坚信不移的理念有关，而这一理念又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所提出的。他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的问题。」
——梁培宽

《对话欧洲》主要内容：两位学者在平时的读书、写作生活中，向以挖掘史料、独立思考为乐事，常常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批判自己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在此，他们带着各自的观点、问题与疑惑，闲聊历史上的欧洲或中国。闲聊跨越时空，远眺17到19世纪的欧洲社会，围绕着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两大主题，聊及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市民文化、宗教、民族、市场经济、革命、政党、全球化等等诸多方面，也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

《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 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收集的是吴于廑（原名吴保安）未曾公开发表过的两篇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是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写的硕士论文，于1941年6月完成；《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是他在哈佛大学以英文写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46年4月。
《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说明瓦解中国封建制度的主要力量是士，而不是工商阶级，因此，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后没有演变成为如同西方封建社会解体后的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论述了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的可比与不可比之处，进而指出类似的历史背景可能滋生类似的思想，封建中国和封建欧洲存在对王权和法律的共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