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崇拜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政治和文化产物，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藉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也是国民党利用国人对孙中山的爱戴、崇敬与祭奠的社会心理，有意引导和设计成为个人崇拜的精神产物。本书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理解孙中山符号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深化民国政治文化史研究。

在1757-1842年间，广州一直都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西方商人在广州城墙外租赁“商馆”（也称“洋行”）。这些宽敞的建筑依江而建，迎合了西方人的品味。洋商就在此居住和进行贸易，他们将茶叶和其他中国物品运回欧洲和北美，往往获利丰厚。
本书以中国外销画为线索阐述了“洋行”的历史。中国外销画作于广州，专门为西方游客而作，这些外销画既包含了中国绘画的题材与追求精确的传统，又体现了欧洲绘画的透视及构图技法。到18世纪80年代，一些广州外销画家已经掌握了西方油画的绘制方法。他们描绘的对象除了洋行的外观和内部景象，还包括广州的商业街道、花园、炮台、赛艇会、航海艚，以及1822年那场连续发生的大火灾和审判52位触犯中国法律的英国水手的场景。
本书通过对以上作品的广泛研究及对其画面细节的细致观察，呈现了一段由广州十三行及洋行内形形色色的居住者构成的社会变迁史，其中包括洋行不断改变的外观、洋商日常生活中各类合法或违法的行为、东印度公司失去在华贸易垄断后崛起的散商，以及洋商和中方之间不断升级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19世纪中期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856年广州十三行被烧毁后，中国外销画家仍然描绘着珠江边的景物，但画面的主角已经变成了蒸汽船码头、兵塔、大教堂，还有直到20世纪还是主要西方贸易飞地的新殖民地沙面岛。

本书通过对晚清西学文献中第一手资料的清理，讨论了西方政治学知识是如何进入中国，并在晚清学术体系中逐渐清晰化的历史过程。作者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本土知识传承者和作为接收主体的知识精英阶层切入，讨论西方政治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多角度的中外学者的对话，并指出中国现代“政治学”并非简单地由一个本质化的“他者”输入或移植而来，它应该是一场由包括传教土在内的西方文化传播者及本土知识精英共同参与其事的复杂的就地知识生产。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讲述了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蒋介石多次公开强调，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涣散松懈之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种“涣散松懈”，源于它的“以军统党”的组织形态；源于基层建设的薄弱：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源于党派的纷争离析：西山会议派、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青团等组织不断“火并”。最后，这个弱势独裁的政党无法逃脱尴尬悲凉的历史命运……
本书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着重探讨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