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新式商人组织与上海史皆是成果丰硕的学术领域，横跨其间的上海万国商团迄今却尚无专门研究，本书是海内外学界第一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本书利用从世界各个角落搜集而来的新史料，对存世近一个世纪的万国商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解读，通过对万国商团演变过程、主要活动、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既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范式，亦不景从于“中国中心论”的诠释路径，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采取全球史视野鸟瞰近代上海，重新阐释了上海乃至近代中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复杂面向，探究这座城市得以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成因。附录设置丰富，关于万国商团许多文献皆为首次刊布，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深化提供极大便利。

《通胀螺旋》一书是作者张嘉璈先生以其自身经历，全貌地记录了中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间的通货膨胀发展过程。
因历史和社会政治原因，战前的中国国力羸弱，维持抗战并非易事。作者以当事者的身份，从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农业发展、外国援助及中日货币战等诸多方面，详细记录了抗日战争及国共对抗时期战场之外的中国历史。这本书是一部抗战和社会动荡时期的货币史、财政史和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史。
书中关于政府治理、币制改革变迁、中国新式（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财政弊端、城乡／东西部“二元”结构、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等问题的讲述，被西方官学界视为了解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状况的借鉴，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崩盘》是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一场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史诗，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当代史。
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有精深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亚当·图兹采用全球视角，详细叙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及其后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他不仅从金融学的角度解释危机爆发的技术性原因，还花很大篇幅阐述危机对这十年来世界政治形态的塑造，呈现了丰富的原创性主题：经济发展的无序和债务流动的不稳定；单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政治和武力以无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不平衡关系；金融危机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中国的崛起；围绕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资源展开的争斗。
尽管最初有人试图将金融危机淡化为地方性事件，但亚当·图兹认为，2008年开始在华尔街发生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转捩点，从英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到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工厂和造船厂，全球治理不得不做出重新调整和安排。在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民主面临挑战，引发了乌克兰的内战、希腊的混乱、英国脱欧、特朗普的崛起和各国民粹主义的抬头，西方世界遭遇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
危机席卷而来，世界格局、全球经济和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危机已经过去了吗？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应对下一场全球危机吗？

本书的英文原版在“大分流”辩论之前问世，但在价值判断和取向上，其与加州学派有高度的不谋而合之处。本书试图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均衡逻辑来解释中国古代内生性经济制度的理性和效率。这种理性和效率无疑一方面奠定了中华帝国得以长久稳定、周期繁荣和不断扩展的制度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其他经济模式过渡的机会成本。一言以蔽之，传统经济制度的成功构成了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这是中华民族为其古代经济成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邓钢教授的《中国传统经济》1999年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作者在书中向西方学术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在西方，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制度领域对世界的贡献鲜为人知，或者被严重误读。西方学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世界霸权，认为不可能有比欧洲更合理、更精巧的社会经济制度。本书批驳了这些错误的看法，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其优势在于和平发展。这些看法具有先见性，经过20年的时间考验，证明是是站得住脚的。如今出版中译本，可以帮助中国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过去。因此，我大力推荐。
——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利用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重建经济理论，是中外学者的共同使命。本书以中国传统经济活动为主题，与来自中国经验或世界经验的斯密增长、马尔萨斯危机、韦伯伦理、伊懋可陷阱、刘易斯过程、诺斯模型等进行全面的学术对话，系统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在矫正欧洲中心论重建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上，进行了富有真知灼见的解释。“邓钢解释”，以身处国际经济史研究最前沿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特殊优势，不仅有益于西方学者正确地把握历史的真相，而且以中文母语为背景的文献熟稔，充分展示了丰富的国际学术信息和重建经济理论的有效途径。
——何 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以坚实的定量数据，颠覆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
▌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还原300年欧亚经济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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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加州学派所说，19世纪之前，亚洲与欧洲发展不分伯仲吗？
欧洲兴起的“大爆炸”假说，能够得到定量证据支持吗？
市场力量何时取代地理环境，成为塑造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因素？
民族国家及其疆界，对贸易和经济发展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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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丰富的微观历史数据，讲述大分流的宏大故事，本书是经济史“用数据说话”的典范。与学术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本书认为，欧洲兴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并非源于工业革命，更不能用煤炭和殖民来解释。运用17—20世纪的最新历史数据，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分流应该追溯到17世纪之前甚至更早。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结构变迁，确立了欧洲的世界霸权，但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已经具备明显的优越特征：更强大的交通系统，更大的贸易流，规模更大、运转更好的一体化市场，更高的生产率，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本书主要对比的是欧洲与印度，但结论和研究方法具有普适性，也适用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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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 de Vries，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彭慕兰《大分流》的核心论断是：欧亚大陆的主要经济体，在1800年之前，经济表现大体接近。如果该论断成立，那么小麦、稻米等基本商品市场的价格行为，也应该显示出类似的市场整合水平。施图德于是利用欧洲和印度的市场价格，来检验这一命题。运用经济学家的统计技术，施图德得出了清晰有力的结论：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以任何指标度量，印度粮食市场都显示出很低的整合水平。因而，欧洲与印度之间大分流的时间，“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或更早”。将宏大的历史论断转化为可检验的命题，然后收集所需证据，运用相关统计方法进行合理检验——《大分流重探》是做到这一切的典范。施图德这本书是重大的贡献，应该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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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mac Ó Gráda, 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东西方经济体之间的大分流发生于何时？这是现代经济史中的大问题。罗曼·施图德建立了一个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结合最新数据和前沿分析，巧妙而让人信服地证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西方世界商品市场的整合，就已经孵育出了高于东方的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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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Eichengre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施图德提醒我们，加州学派考察的中国并不能代表亚洲。他的分析发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度各地的粮价差异要大于欧洲。而地理特征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因为水运成本只是陆运成本的十分之一，而欧洲有便利货运的可通航河流和天然港口。铁路的修建的确促进了印度各地的市场整合，但那要等到19世纪中叶才会发生。施图德对数据的处理十分细致，也运用了合适的计量方法，他的结论完全令人信服。而他对欧洲和印度的两个内陆山地地区（瑞士和普纳）的对比分析，再次显示出了欧洲的优势，表明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也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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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rthankar Roy，伦敦经济学院——
《大分流重探》聚焦于市场整合与贸易成本，将国际经济不平等的起源之争，导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罗曼·施图德论述老练，统计分析严密，得出的结论让人信服。这是无可争议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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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ory Clark，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亚当·斯密的核心论点是，经济增长产生于有效率的市场。这本新锐著作复兴了斯密的传统，指出有效市场创造了增长，但有效市场仅局限于前工业时代的欧洲。这本书是重要的贡献，帮助我们理解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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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nd V. Swamy，威廉姆斯学院——
《大分流重探》的论述始于亚当·斯密的一个直观洞察：市场整合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这个洞察，施图德比较了1600—1900年之间欧洲和印度的市场整合。施图德有力地指出：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价格，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趋同，能够反映市场的整合水平。施图德研究的是粮食市场，他运用一系列统计技术，考查了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以及当冲击发生时，不同市场间的价格比率回归至长期水平的速度。全书证据确凿地表明：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很久，印度的市场整合水平就落后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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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m de Zwart，瓦格宁根大学——
现代经济增长为什么发端于西方？施图德的《大分流重探》是对解答这个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贡献。基于坚实的经验证据和严谨的统计技术，施图德有力地证明：更有效率、更加整合的商品市场，是欧洲领先的原因。本作毫无疑问将会对大分流之争产生持续影响。任何对这一争论感兴趣的人，《大分流重探》都值得一读。这本书文笔优美，条理清楚，是进入市场整合文献，以及从大分流角度探讨欧洲和印度经济史的文献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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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hnupriya Gupta，华威大学——
施图德的研究对象，是亚洲两大经济体中的印度，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和印度之间的大分流，能够从市场整合中找到起源吗？基于这两个地区粮价的全新数据集，以两个市场间的距离作为解释因子，施图德对不同市场之间价格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这样的经验分析表明：早在17世纪，欧洲就有了更大面积整合的区域性市场；而印度各地的市场一直是相互割裂的，价格之间的相关性，也仅仅局限在短距离的市场之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铁路时代的到来。这本书是对大分流和市场整合文献的重要贡献，也是第一本将印度纳入大分流之争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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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Sooter，纽约大学——
加州学派认为欧亚之间的大分流发生得相对较晚，且是由生态和地理上的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最近一些学者，利用印度次大陆的数据，挑战了这种观点。施图德的《大分流重探》是其中的代表作。施图德对欧洲与印度的粮食价格，包括印欧内部各地粮价的相对趋同，进行了定量分析，据此比较了欧洲和印度的市场整合水平。施图德的分析证明，瑞士与欧洲粮食市场的整合度，分别要高于西高止山脉地区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整合度，因而瑞士享有越来越大的经济繁荣，而西高止山脉地区“市场的特点是规模小且相互隔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本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专注于实践和程序，而不是官方政策和协议，重新审视了贸易的成功和失败。作者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本书最后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反思极为深刻。全书论证透彻严密，翻译语言精练流畅，可读性强，是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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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初期的状况，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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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随着每天日常运作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 更清楚地了解外国人之所以信任广州贸易体制的原因，这促使了来华外国船舶急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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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三种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第三章分析把大型船只引至珠江狭窄水道航行的全过程，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官员如何控制这些船只的来往。第四章通过补给品贸易以及外国人获得物资和劳力以满足需要的方式，探讨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维持生活。第五章分析由通事所执行的官方程序，这些程序使海关监督能够控制贸易，登记在册以便征收关税。探讨完广州贸易发展的基础之后，本书接下来分析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衍生出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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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回顾贸易管理中的一些重要做法，这些做法旨在掩盖短处而使整个体制运转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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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通过观察白银、鸦片和大米之间的联系，专注讨论贸易的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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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探讨其他若干促进和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比如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和代理商等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并不是贸易内部机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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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描述和解释了控制、支配和影响贸易的主要内容和要素后，第九章将讨论这些要素如何互相作用以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同时阐述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结语分析广州贸易体制无法继续维持而土崩瓦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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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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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岱克的著作论述了在广州的东南亚人、西方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先前被认为僵化的广州体制如何变化与发展，合法和非法的贸易如何在广州协同共生，以及广州体制如何瓦解等诸多问题。过去那些只关注中英冲突的老一套论调，看起来需要重新检讨了。——彭慕兰（Ken Pomeranz）
该著作是基于中国和欧洲档案中迄今尚未被利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对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进行详细研究的首部成果。它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这部精心研究的著作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要突破。——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莱顿大学教授
有关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展开，但处于中外关系核心位置的广州贸易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通过耙疏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资料，范岱克的著作让我们深深受益，该著作最终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图景，揭示了通常被认为以腐败和停滞为特点的广州体制背后，所掩盖的基本合理性与共同利益。——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