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所考察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国家利益错综复杂的东北地区，体现出国际协作治理环境问题的雏形，对今天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除了还原这一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之外，本书还从医学、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切入，提供了了解这段历史的多元面相。
【内容简介】
1910— 1911年，饱受列强侵犯的中国东北，又面临鼠疫的严峻考验。日俄等列强以治理公共卫生之名，行扩张权力之实；行将日暮的清政府则做出最后的应对。随着伍连德奔赴哈尔滨力挽狂澜，各国医学精英云集奉天，这场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
这不仅仅是一场环境灾变，还是近代中国应对外侮的历史写照，生态灾害、地缘冲撞和政治交锋相互交织，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于危机中借势萌芽，其影响延续至今。

几个世纪以来，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一直位于西欧的十字路口，它们的国土面积虽然相对较小，但对欧洲经济、宗教和艺术的发展均有巨大贡献。在国际层面，该地区往往既充当周边大国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调停者，又充当缓冲区。三国之间往来密切，与邻国的交往也十分频繁，离开了其中的任一国家，比荷卢的历史都无从谈起；而若忽视了低地国家，欧洲的历史也无从谈起。
在历史上，法国北部的和德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也曾被归为低地国家，因此“低地国家”这个术语的定义必须保持宽泛和灵活性，它就像一个方便使用的标签，很少代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整体。在更早的年代，部落和王国扩张到超出现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广阔区域，那么就更难给这一地区设定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出欧洲是一个整体。直至今日，低地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仍呈现出高度多元化，那里的居民讲多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弗里西亚语和德语，这个风景秀美的地区仿佛是欧洲历史的迷人缩影。比利时和荷兰则越来越多地参与更广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它们总是共享利益，并采取相似的政策，在今日欧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四川经过了一个大规模的移民过程。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后裔，经过长期生息、融合，已逐步形成一个“四川人”的地方认同，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和学术上更为强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在全国的政治和文化格局中，都还处在一个边缘位置，被视同“异乡”；直到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难日亟和国家政治统一进程的加快，其地位才得到提升。不过，这也把诸多新的政治、社会和学术力量引入川中，导致一系列复杂变化。本书透过对晚清民国四川社会与文化史上几个片段的勾勒，试图对中国近代的地方、国家和认同进行更深入思考，尤其希望凸显“全国地方性”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项相辅相成的文化现象的重要性。

庚子国变期间，京津沦陷，秩序大乱，南北交通中断，大量京官和难民危在旦夕。上海绅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发起、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救援。
这是一次非常时期由上海绅商发起、各省疆吏合力促成的大救援，其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施救对象之众、效果之著， 史所罕见。
庚子国变及其庚子救援的发生，与19世纪中外贸易的南北差异有重大关系。以丝茶为主的出口格局使得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东南各省，因为丝茶产区主要集中于东南。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轮船、电报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利益分化，东南因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与文明，北省反之。
久而久之，南与北，新与旧，俨然对立。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庚子救援虽然是以“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的形象面世，但本质上仍是以乡谊为基础的救援行动，李鸿章称之为“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庚子救援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而正是“省界”意识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并最终改变了历史。

◎名人推荐
彭慕兰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洞察，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面貌。这部作品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蓬勃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沿海核心地区，而与此同时，内陆地区则一直维持着贫穷与被“牺牲”的处境，并成为孕育共产革命组织的土壤。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这是一部令人瞩目、立意新颖、富有想象力的重要著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它阐释了老问题、新方向。老问题是关于国家层面：我们怎样去理解一个崩溃的国家政权以及由此代替它的“现代化”国家？怎么样去理解“帝国主义”带来的影响？新方向是地方和区域在此过程中的转变。
——曼素珊（Susan Mann）
◎媒体推荐
彭慕兰对中国北方区域的“经济之死”作出了意义非凡的研究。“黄运”，是一个未经“官方”命名，但自20世纪初就开始“死亡”的特定区域，人口1500万，涵括河南、山东西部等与黄河相交之地。19世纪曾是中国北方核心区域的一部分，随着来自国外的压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国内面临的挑战和回应使得这一地区越来越“边缘化”。彭慕兰通过详细的解析，将这一图景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The China Journal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它可以作为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重要著作。彭慕兰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The 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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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彭慕兰成名之作
本书荣获1994年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该著作一上市就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学界内外一致好评。彭慕兰凭着扎实的历史素材、敏锐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经济等方面全面论述1853—1937年这一时段黄运地区的风云变幻。
2017 年全新修订，精善呈现加州学派领军人研究心血
原译者马俊亚全新校译修订，内容更为精善，全面展示加州学派领军人学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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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丰富，眼界开阔：“人为”打造出来的贫穷腹地
本书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作者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政策以及时局造成。
彭慕兰的学术关怀恳切、史料搜集整理之功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部作品的主要论点在当下读来依旧常读常新，发人深省。

严安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ISBN：9787108060686
定价：40.00
本书所论的大众层面的赴日留学，是与中日不幸时代揭开序幕的同时而兴起的。因此，对精神史的考察也必须要以此为原点和基点来把它抓住、看准。
贯穿这个基点的有纵横两条轴线。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受此震惊，在国内，有国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维新变法；在外 面，日本乘机灌输、拉拢的战法奏效，启发了国人“东洋对西洋”的意识，“黄白竞争”“黄种崛起”“东亚连带论”甚嚣尘上。这样一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以及东亚的时空条件，成了发挥正面作用的横的轴线。因此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然而从留学生活的维度看，等待着他们的还有一条经常发挥负面作用的轴线。这就是，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国对因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兴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由此，作者想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

罗志田、许纪霖、杨国强推荐
重塑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
再探“排满”、辛亥革命、教科书、五四、清末新政等历史的“另一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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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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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转型时代，关注民族、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作者通过对学生生活、教科书、“排满”革命等问题的细腻考察，重塑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尝试挖掘这些读书人当时生活、行动与心境的几个侧面，解说清末民初中国的变之深与变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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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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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读书人受冲击最大，感受亦最深，本书便展现其所感、所思与所为。瞿骏老师文笔出众，聪 颖过人，这是一本字里行间灵光闪耀，读后使人掩卷思考的书。——【罗志田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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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又是思想活跃的时代。作者跳出传统思想史的精英文本，从教科书、青年学生、地方读书人这些新的视角，描述微观领域新旧交替又互相交错的复杂图景，工笔细腻，见微知著，是非常耐读的厚重之作。——【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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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以近代中国的知识群体为对象，沿思想和文化而步入清末民初的历史之中。由于作者关注的都是重要问题，因此本书的叙述能够形成一种依托于整体的历史框架；由于作者志在理解和说明历史，因此本书的着力处常在问题背后的意义，并由此深入历史本相中的矛盾、曲折、复杂、抵牾，以指抉历史过程的不可一言以蔽之。这两面都是论史之难，其有足多者也在于此。而与这两面相伴而见的，则是其论述中引为实证的多种史料，罗列广袤，皆出自作者读书之勤和用心之细。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青年学人对史学的敬意和在史学中的沉潜程度，而其间之努力，便凝结为本书的价值。——【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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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晚清民初的思想、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但是我们很少从在地的眼光出发，讨论地方上的变化，甚至由“下”而“上”去厘清国家的变化。即使有，也都是从动乱时代的材料与状态着手，对于非动乱时代的状态了解不多。而佐藤仁史最近 谈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书，便是由“下”而“上”出发所做的研究中的一部好书，充分吸收中、日史学界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他深入“地方性史料”，大量运用地方刊物、报纸、杂志，而且尽力掌握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分析新旧政见与各种势力，这些势力既是思想意趣的，又是现实利益的，它们层层套叠又循环取利，构成了一幅色块斑斓的印象派油画。

著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兴涛先生作品
十六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之力作
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的上乘之作
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观念的历史之旅
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命运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 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

《李秀成亲供手迹(线装本)》内容简介：一八六四年七月廿三日，天京城被曾国荃率部突破，李秀成领千余人护幼主突围后，在南京方山丁村被村民俘获，献至清营。廿八日，曾国藩由安庆抵金陵，亲审李秀成并令其书写供词。是年八月七日，曾国藩杀李秀成，之后将李秀成所写供词删改，命人抄写二份，一份送清廷军机处，另一份则交其子曾纪泽保存，并于安庆刻板付梓曰《李秀成供》，此即世所称“九如堂本”，而李氏供词手迹原稿则秘不示人。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将李秀成供词手迹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名《李秀成亲供手迹》，至此“湘乡曾八本堂藏”原稿始公布于世。
安庆九如堂刊印本共二万七千八百一十八字，而湘乡曾八本堂藏李秀成亲供手迹较刻本多九千余字，约三万六千一百字，计七十四页。除此手迹与刻本外，光绪末年，扪虱谈虎客根据曾刻本再加删改，交日本广智书局刊入《近世中国秘史》中。一九四四年，广西通志馆吕集义先生曾获阅曾氏家族秘藏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用“九如堂”刻本对勘，抄补五千六百余字，并摄供词手迹照片十五帧，出版铅字排印“广西通志馆”本。
李秀成供词版本流序，以上述四种为主，余则不足论。
李秀成（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六四年），广西藤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随舅父读书两年，因家贫不能多读，遂于村塾帮工以补家用。一八五一年参加太平军。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得杨秀清保举为右四军帅，继而升任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石达开赏识。一八五六年，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两役中立功，委为地官副丞相。一八五七年十月，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因上请洪秀全重用翼王，疏远安王、福王而遭严斥，被革除封爵。一八五八年，任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同为军率。越年封忠王。一八六零年夏，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再破江南大营，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一八六三年自丹阳回天京护都，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为洪秀全所斥，至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一生行状，尽供于此。
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在供词中对太平天国的兴衰过程及人物、战役等皆有记录，史料价值甚高。历史学者每从李秀成供词里获得太平天国详细资料并引发争论。但因供词原稿秘不示人，世人对李秀成、曾国藩之论多援传说，因此，出版《李秀成亲供手迹》对厘清历史、比勘史料颇具价值与意义。
此版按曾约农“湘乡曾八本堂”藏本原貌影印，原册高一七三厘米，宽二七厘米。

（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获得者周锡瑞代表作）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 柯文 罗威廉 裴宜理联合推荐）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倾情作序并推荐）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时代洪流中的家族命运沉浮）
《叶》主要讲述了中国百年历史中一个家庭的变迁，从晚清到“文革”结束，把整个国家史诗般的记述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叶家人的生活显示了决定现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的人性化的一面：19世纪大规模的破坏性叛乱，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
安庆叶家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这就决定其后代多数走的是“学而优而仕”的传统道路。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此乃安庆叶氏成为显赫世家的起点。早期的文字记载很少，作者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忆与传说，着重介绍了谱牒的纂辑与祠堂的修建，从总体上描述了古老宗法社会的根基。
安庆叶家比较完整的历史，似乎是从1802 年县衙以西叶家老宅一个婴儿的诞生开始，他的名字是坤厚。他和他的儿子伯英在道、咸年间的国内战乱中，如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组织地方团练，为扶持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虽然未能擢升为封疆大吏，但毕竟已从道台攀登到省一级政府中的藩臬要职。父子二人都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有所建树，并且顺应同光新政的潮流在政府部门工作中有所革新。他们不仅为安徽叶家奠定了更为辉煌而又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成为以后北迁天津的后世子孙心目中的创业先驱。

本书分别以“女性社会”、“女性之死”题名：上篇“女性社会”期望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锁定女子社会化教育起步期，将中西观念、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冲突与调和作为讨论的重点，而该校所标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在日后各地的办学实践中尤具启示意义。与之相呼合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女学生杜成淑拒绝男学生屈疆约会信事件的考察，透过双方公开的私函与背后的妇女团体分裂的的隐情钩稽，论者有意凸显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女报的出现亦自晚清始。第三章以发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为标本，清理晚情，“女界革命”倡导者的妇女论述之内涵，文本分析不仅显示出刊物主持人在廷续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思想的游移，其间男性与女性声音的同中有异更值得关注。“男降女不降”之说的晚清曾流行一时，这一话语既源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也与晚清妇女论独特的现实关怀相指涉。探究其中复杂的多意旨，揭示历史资源如何转化为现代理念，是为该章的着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