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有关靖康之变后南宋前四十年历史的文章，以高宗一朝君臣为核心，包括对岳飞之死、绍兴和议、秦桧专权、苗刘之变等历史事件的分析，揭示了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也反映了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同时也揭示了“中国转向内在”的不同侧面。

宋徽宗為減輕當時北方遼、金等國之壓力，採聯合高麗政策，可是兩國間之關係，始終受遼之影響而時好時壞，因此雙方曾有兩次斷交、復交，北宋與高麗兩國聯合以制遼應為外交上之主要目標。至於高麗與南宋之關係，基本上仍繼承北宋時期之良好關係，但因金國之影響，時斷時續，遂使兩國正式的外交關係漸趨於間歇性，而以經濟、文化的關係較為頻繁。總之，高麗的外交政策，始終是採取先觀察宋遼或宋金之政情變化後才決定的。

本书系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汉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继《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之后出版的最新专著。
谭凯利用各种历史、文学和考古资料，重点关注了外交、跨境旅行、军事战略、边界划界、民族意识和东北亚文化地理等。
谭凯提出，北宋时期，东亚国家间体制日益成熟，与此同时，在受教育的精英阶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些发展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这些发展还表明，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存在一种可替代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制度。
【内容简介】
与开放多元的唐帝国相比，两宋的政治文化给后世留下了封闭内省的印象。但谭凯认为，拜唐末五代特殊的地缘政治遗产所赐，宋代的政治精英拥有空前的国际化视野。通过分析宋、辽、西夏的文献与考古证据，谭凯阐述了一种常态化的国家间外交如何在有宋一代形成，而宋辽分治华北的现状又如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边疆意识与族群观念——这些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唐宋变革”将在之后的一千年里左右人们对“中国”的认知。
【本书获誉】
通过阐述一种国族意识如何在11世纪中原王朝与诸邻国的共存状况下萌芽，谭凯证明了“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专属于现代或西方社会的现象。本书文笔雅致而平易，对所有关注文化、族群与民族主义间之复杂关联的读者来说都堪称必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
谭凯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新生的士大夫国族意识在宋代的崛起，质疑了对现代国族观念的中心化理解，也从根本上挑战了认为国族主义只能是西方现代性产物的既有观点。
——哈佛大学 包弼德（Peter K. Bol）

这是两卷关于宋朝（960-1279）及其五代和南方诸国先驱者的第一卷，介绍了中国从907年唐朝灭亡到1279年蒙古征服南宋的政治历史。概述了在社会、经济和知识分子上升时期，标志着宋朝政治的兴起、巩固和灭亡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特别强调了在宋朝时期出现的具有政治意识的文人阶层，其特点是在朝代早期考试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在接近尾声的“道学”运动的兴起。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宗派主义和宰相专制对宋朝政治文化的不稳定影响，以及契丹辽、西夏、女真金和蒙元等强大的草原帝国对宋朝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速度的影响。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