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何汉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辑推荐】
★为马戛尔尼访华乃至中英鸦片战争的起源提出新的解读；
★挑战以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主导的传统亚洲海上贸易叙事；
★透过多个国家和多个语种的大量档案史料，将全球史和微观史有机地结合。
【内容简介】
18世纪下半叶，受到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催动， 三个同名为“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商人，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绕过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在印度洋海域上掀起了一场商业风暴，最终造成了一场金融危机，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最终引发英帝国对亚洲的入侵与殖民。
本书透过三位史密斯先生及其代表的“散商”群体，展示了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内部运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他们以自己的商业活动填补了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中出现的金融缺口，并与伦敦的政治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通过这种政治联系将他们在远东的贸易需求转化为国家的政治议程，推动了英国首个访华使团的成行，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线。
【媒体推荐】
本书是一部对18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富于独创性的研究，也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历史著作，作者打破了叙事/分析、社会/政治和微观/宏观二分法，并展现了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观念的变化。
——《历史评论》
在这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中，韩洁西为英国海外贸易研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讲述了三位苏格兰人的真实故事，他们都叫乔治·史密斯，并用他们的经历为十八世纪的帝国主义、跨文化贸易和全球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
——欧阳泰（《从丹药到枪炮》作者）

本书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研究，并着重再现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的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作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严谨认真的工作，将确保本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朽地位。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在承认行会具有重要社会政治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它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哪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上部著作考察的焦点是商业精英的世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则拓展了视野，具体分析城市劳动阶级的所思所想及其行为。最为重要的是，《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尝试着去理解社会冲突的结构和进程，以及作为一个自发的、内聚性的社会单元的城市，是如何维持其自身并不断发展的。

曾小萍编著的《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以自贡盐业的经营和自贡商人为研究对象，揭示了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自贡盐业发展的基本面貌。作者高度评价了自贡盐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业经济史上的研究地位，认为自贡盐业是“中国第一个资本密集、大规模生产的私营井盐工业”。本书记述的是中国最早的私人高资本、高生产能力工业企业——食盐制造企业的百年兴衰。这些企业清朝中期时出现在今天的四川省自贡市。这是一部商业史的著作，也是一部与外界互不关联的商人圈的社会史——他们调配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向我们呈现了帝国边缘地带的中国城市精英的形成。

本书旁征博引，涉猎引用古今中外史料，几乎将关乎中古闽南泉州的材料搜罗殆尽。作者将所有涉及闽南研究的文献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涉外关系资料，包括与闽南有关的涉外纪录、外交关系、外国人活动、居住区域、对外贸易等；二是高雅艺术资料，包括闽南地区的艺术理论、民间传说、文化遗产中的技术资料等；三是地方史资料，包括与闽南地方史有关的各种文献、当地学者的著述等；四是社会经济史资料，包括近期围绕宋元泉州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的各种研究成果。作者搜集和使用资料史料，完全超出了一般经济史或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所以，本书资料翔实，论述缜密，考证可信。此外，《刺桐梦华录》还绘制了不同历史时期与闽南泉州有关的数十幅资料表格和大小地图，为读者提供了详尽而直观的图例；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差不多成为研究宋元时期经济、社会、法律、建筑、中外关系等方面的资料指南。

地中海史诗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财富之城》则可算是威尼斯共和国简史，不过侧重于其在地中海上的外交与战争，尤其是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数百年间，威尼斯从礁湖渔村崛起为海上贸易强国，并且开疆拓土，盘踞了爱琴海沿岸许多地区，凭借狡黠的外交手腕、强悍的海军和金钱贿赂，左右逢源于东西方势力之间，与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都做生意，在不同时期与双方都发生过武装冲突，此中故事非常精彩。

明代中後期，中央政府為了維持漕運這一「大局」，把黃河之水全部逼入淮河河道，並在極不適宜修築水庫的平原地區建立了洪澤湖，以沖刷黃河泥沙。在此後的近300年?，洪澤湖的面積不斷地被人為地擴大。整個淮北被視為「局部利益」被有意地犧牲掉。使得淮北從唐代以前生態良好的魚米之鄉，演變成明、清至民國時期的窮山惡水之地；從發達的手織業中心退化?紡織絕跡的經濟邊緣地帶；從「家詩書、戶禮樂」的文化沃土，變成了殺人越貨的寇盜樂園；從精英倍出的人文薈萃之地，淪為苦力的來源地。本書通過分析這一演變過程，用以探索淮北社會生態衰落的根本原因。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以坚实的定量数据，颠覆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
▌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还原300年欧亚经济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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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加州学派所说，19世纪之前，亚洲与欧洲发展不分伯仲吗？
欧洲兴起的“大爆炸”假说，能够得到定量证据支持吗？
市场力量何时取代地理环境，成为塑造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因素？
民族国家及其疆界，对贸易和经济发展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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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丰富的微观历史数据，讲述大分流的宏大故事，本书是经济史“用数据说话”的典范。与学术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本书认为，欧洲兴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并非源于工业革命，更不能用煤炭和殖民来解释。运用17—20世纪的最新历史数据，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分流应该追溯到17世纪之前甚至更早。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结构变迁，确立了欧洲的世界霸权，但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已经具备明显的优越特征：更强大的交通系统，更大的贸易流，规模更大、运转更好的一体化市场，更高的生产率，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本书主要对比的是欧洲与印度，但结论和研究方法具有普适性，也适用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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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 de Vries，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彭慕兰《大分流》的核心论断是：欧亚大陆的主要经济体，在1800年之前，经济表现大体接近。如果该论断成立，那么小麦、稻米等基本商品市场的价格行为，也应该显示出类似的市场整合水平。施图德于是利用欧洲和印度的市场价格，来检验这一命题。运用经济学家的统计技术，施图德得出了清晰有力的结论：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以任何指标度量，印度粮食市场都显示出很低的整合水平。因而，欧洲与印度之间大分流的时间，“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或更早”。将宏大的历史论断转化为可检验的命题，然后收集所需证据，运用相关统计方法进行合理检验——《大分流重探》是做到这一切的典范。施图德这本书是重大的贡献，应该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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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mac Ó Gráda, 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东西方经济体之间的大分流发生于何时？这是现代经济史中的大问题。罗曼·施图德建立了一个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结合最新数据和前沿分析，巧妙而让人信服地证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西方世界商品市场的整合，就已经孵育出了高于东方的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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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Eichengre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施图德提醒我们，加州学派考察的中国并不能代表亚洲。他的分析发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度各地的粮价差异要大于欧洲。而地理特征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因为水运成本只是陆运成本的十分之一，而欧洲有便利货运的可通航河流和天然港口。铁路的修建的确促进了印度各地的市场整合，但那要等到19世纪中叶才会发生。施图德对数据的处理十分细致，也运用了合适的计量方法，他的结论完全令人信服。而他对欧洲和印度的两个内陆山地地区（瑞士和普纳）的对比分析，再次显示出了欧洲的优势，表明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也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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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rthankar Roy，伦敦经济学院——
《大分流重探》聚焦于市场整合与贸易成本，将国际经济不平等的起源之争，导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罗曼·施图德论述老练，统计分析严密，得出的结论让人信服。这是无可争议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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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ory Clark，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亚当·斯密的核心论点是，经济增长产生于有效率的市场。这本新锐著作复兴了斯密的传统，指出有效市场创造了增长，但有效市场仅局限于前工业时代的欧洲。这本书是重要的贡献，帮助我们理解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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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nd V. Swamy，威廉姆斯学院——
《大分流重探》的论述始于亚当·斯密的一个直观洞察：市场整合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这个洞察，施图德比较了1600—1900年之间欧洲和印度的市场整合。施图德有力地指出：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价格，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趋同，能够反映市场的整合水平。施图德研究的是粮食市场，他运用一系列统计技术，考查了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以及当冲击发生时，不同市场间的价格比率回归至长期水平的速度。全书证据确凿地表明：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很久，印度的市场整合水平就落后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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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m de Zwart，瓦格宁根大学——
现代经济增长为什么发端于西方？施图德的《大分流重探》是对解答这个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贡献。基于坚实的经验证据和严谨的统计技术，施图德有力地证明：更有效率、更加整合的商品市场，是欧洲领先的原因。本作毫无疑问将会对大分流之争产生持续影响。任何对这一争论感兴趣的人，《大分流重探》都值得一读。这本书文笔优美，条理清楚，是进入市场整合文献，以及从大分流角度探讨欧洲和印度经济史的文献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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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hnupriya Gupta，华威大学——
施图德的研究对象，是亚洲两大经济体中的印度，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和印度之间的大分流，能够从市场整合中找到起源吗？基于这两个地区粮价的全新数据集，以两个市场间的距离作为解释因子，施图德对不同市场之间价格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这样的经验分析表明：早在17世纪，欧洲就有了更大面积整合的区域性市场；而印度各地的市场一直是相互割裂的，价格之间的相关性，也仅仅局限在短距离的市场之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铁路时代的到来。这本书是对大分流和市场整合文献的重要贡献，也是第一本将印度纳入大分流之争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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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Sooter，纽约大学——
加州学派认为欧亚之间的大分流发生得相对较晚，且是由生态和地理上的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最近一些学者，利用印度次大陆的数据，挑战了这种观点。施图德的《大分流重探》是其中的代表作。施图德对欧洲与印度的粮食价格，包括印欧内部各地粮价的相对趋同，进行了定量分析，据此比较了欧洲和印度的市场整合水平。施图德的分析证明，瑞士与欧洲粮食市场的整合度，分别要高于西高止山脉地区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整合度，因而瑞士享有越来越大的经济繁荣，而西高止山脉地区“市场的特点是规模小且相互隔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