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的政治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五四遺產的重新評價與禮讚
探索長期被主流論述遮蔽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企圖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情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干擾？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一書中所探討的五四啟蒙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啟蒙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一書裡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產，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運動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
五四的啟蒙理性論述向來為研究主流，《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以五四反啟蒙論述為主軸，探討五四唯情論與啟蒙理性主義的辯證，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本書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觀論述的歐亞連結脈絡，展現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上承歐洲啟蒙時期的情感論述，下接1960年代以來德勒茲發展的情動力概念以及李澤厚的「情本體」論。全書研究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重新定義五四的知識論體系（episteme）。歷來主流論述以「全盤西化」、「拿來主義」描述五四一代，本書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獻資料，顯示五四知識分子在知識論上的跨文化串連，連通古今中西，打破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論。重新認識五四知識界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是使現有的五四啟蒙理性論述複雜化，開展五四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的知識論可能，更彰顯人生觀派知識分子與二戰前後新儒家興起的關聯。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顯示，唯情論與啟蒙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書所謂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家觀、宇宙觀的關鍵。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強調「人生觀」一詞作為跨文化語彙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時期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討論《創化論》的翻譯，使得「創造」、「直覺」、「綿延」等跨文化語彙，成為現代中國的日常用語，「創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學思想與文學的相互印證，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本章結尾以徐復觀為例，探討戰後新儒家與人生觀論述的連結。第三章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啟蒙──跨文化觀點〉。第五章〈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也論及杜威的「自然主義形而上學」，說明杜威的經驗主義目的在主張「可驗證」的形上學。第六章〈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討論五四期間有關方東美的中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的嫻熟修養，也探討人生哲學在五四時代及其後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無名氏六卷本的史詩式小說《無名書》（寫作於1945-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