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亚洲是什么？谁的亚洲？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
一部中国知识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寻找亚洲，也是寻找中国，更是寻找真正多元的认识论。
寻找亚洲，并不仅仅是在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约束，重新解释被单一化的历史。
全面梳理关于“亚洲”“亚洲原理”“亚洲主义”的来龙去脉。
东亚和亚洲未来的历史与思想变迁究竟会呈现怎样的图景？
描摹大批思想家的“亚洲”性格：冈仓天心、福泽谕吉、孙中山、李大钊、和辻哲郎、竹内好、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梅棹忠夫、沟口雄三、丸山真男
【内容简介】
亚洲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不仅是地理空间位置，也是价值判断尺度。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在近代以来不得已接受的西方内在于自身的被殖民过程、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理由。
本书为孙歌教授多年研究东亚和亚洲的思想与现实复杂问题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可以说是记录了孙歌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全部过程。从思索亚洲意味着什么，到从东亚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认识亚洲的方法，再到对跨文化的新的普遍性的寻求，最后落脚对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亚洲原理的寻找，实实在在是极具原创性的思想锤炼，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创造有别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的全新认识论。

《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在关注到白璧德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所存在着的客观联系的基础之上，对白璧德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汉学历史语境中的地位与意义、白璧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形态、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阐述，并对国内学术界一直很少直接涉及的白璧德的人文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对白璧德主要著作的读解，予以了提纲挈领式的揭示说明。不仅如此，《白璧德与中国文化》还对陈寅恪、汤用彤等与白璧德思想学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发阐，而且，对于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白璧德的人文批评之间的关联以及现代中国保守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批评与白璧德思想之间的内在契合，作了历史性的勾勒与理论上的阐明。

相比胡适的鼎鼎大名，许怡荪是鲜为人知的。然而在胡适早年的人生轨迹中，却有着后者深深的印记。无论是胡适的由堕落而奋发振作，应考赴美，还是流传至今的《胡适留学日记》，都与他密切相关。故许怡荪英年早逝后，胡适专门写了近七千字的《许怡荪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胡适与许怡荪的通信开始于1909 年，结束于1919 年。这正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其中留美七年是他人生观、文学观形成及演变的重要时期，其开文学革命之先河的《文学改良刍议》即发表于1917年1 月。回国后的三年，也正值他首倡新文学革命的高峰期。《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所思所想，为胡适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通信集为首次公开出版，堪称胡适研究的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五四遺產的重新評價與禮讚
探索長期被主流論述遮蔽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企圖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情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干擾？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一書中所探討的五四啟蒙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啟蒙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一書裡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產，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運動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
五四的啟蒙理性論述向來為研究主流，《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以五四反啟蒙論述為主軸，探討五四唯情論與啟蒙理性主義的辯證，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本書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觀論述的歐亞連結脈絡，展現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上承歐洲啟蒙時期的情感論述，下接1960年代以來德勒茲發展的情動力概念以及李澤厚的「情本體」論。全書研究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重新定義五四的知識論體系（episteme）。歷來主流論述以「全盤西化」、「拿來主義」描述五四一代，本書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獻資料，顯示五四知識分子在知識論上的跨文化串連，連通古今中西，打破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論。重新認識五四知識界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是使現有的五四啟蒙理性論述複雜化，開展五四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的知識論可能，更彰顯人生觀派知識分子與二戰前後新儒家興起的關聯。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顯示，唯情論與啟蒙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書所謂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家觀、宇宙觀的關鍵。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強調「人生觀」一詞作為跨文化語彙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時期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討論《創化論》的翻譯，使得「創造」、「直覺」、「綿延」等跨文化語彙，成為現代中國的日常用語，「創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學思想與文學的相互印證，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本章結尾以徐復觀為例，探討戰後新儒家與人生觀論述的連結。第三章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啟蒙──跨文化觀點〉。第五章〈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也論及杜威的「自然主義形而上學」，說明杜威的經驗主義目的在主張「可驗證」的形上學。第六章〈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討論五四期間有關方東美的中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的嫻熟修養，也探討人生哲學在五四時代及其後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無名氏六卷本的史詩式小說《無名書》（寫作於1945-1960）。

《西方神秘学指津》是一部导论性的著作，本书将西方神秘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着重考察了神秘学领域中的定义和划界问题，梳理了该领域主要的历史潮流、关于神秘学的重要争论、神秘学的世界观、神秘学关于知识的观点、神秘学实践，神秘学对现代化的影响以及这一领域的跨学科性。

如何诠释中国的近代性，是学术界关怀已久的大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各种地域文化的近代性特质，正积极在各个历史悠久的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等国家中逐渐形塑出各自有别的独特面貌。此一转向的深刻意义，绝不只是内涵、形制或进程上的差异，也是地域文明再生与多元文明共存的人类前景。本书关注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在中国的建构,并与中国传统学问相接榫时产生的再造与变革，以及知识生产与消费、出版、阅读，专业人士、专业社群、新型文化人的出现，还兼顾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变化，试图呈现中西知识交会的复杂情景，并追问传统中国是否有一知识体系。

【编辑推荐】
◎历史研究的推动需要深入的史学反思。本书为知名学者黄克武深入反思探讨近三十年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精粹之作。著者具有丰富而深入的研究实践，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方面贡献卓著。
◎本书涵及作者对从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典范转移，到晚清史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及其民国史研究路径的检讨。所涉主题颇丰，视角新颖，打破学科壁垒，兼具思想性与方法论，展现作者深刻的逻辑性和反思力。
◎正如作者所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研究中国的典范，而这个典范过一阵子就又会受到批判与反省。每一次批判与反省都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内容简介】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逐渐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不再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现代性”当作唯一的、普遍的生活模式，进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探索现代性的他种可能。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历史、文化交融互释之产物。本书以此为轴心，从典范转移到具体个案，反省近三十年来的近代中国史学研究。全书收编论文16篇，由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典范转移、中外学界研究状况的反省，以及几本中英文史学著作的书评等集结而成，分为典范转移、晚清史的检讨、民国史的反省等三个部分。以著作与议题作为切入点，本书通过观察历史研究的思路如何转变，学者如何各显神通拓展新局面，期待由此产生出新问题与新方法，为近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借鉴。

《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讲述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一些重要关头，对五四运动的每一次探讨与评价总能带来新的历史兴趣与现实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正逐步确立理论权威的毛泽东通过评价五四运动，确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自此，作为目的论总体历史叙事的重要环节，五四运动参与论证了社会革命、民主建国与文教变革的正当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五四运动出现了不同的史学描述。一方面，以胡绳为代表，延续了毛泽东的革命史叙述；另一方面，以周扬及稍后的李泽厚为代表，开始注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另行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别样的未来。无疑，新描述并不出于所谓单纯的客观史学兴趣，其重点也并不在于对五四运动进行孤立的评价，而是试图突破革命的历史目的论，探索另外的历史叙述框架与社会建设蓝图。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一切论争的实质。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明清史学术文库·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套装上下册）》堪称关于18世纪中国乃至整个清代观念文化史方面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创见迭出的开拓创新之作。该书从18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理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与学术、政治观念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从多角度、多层次上展示了18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画卷。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大大突破了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狭小圈子，拓宽了清代文化史研究领域，也使该书有关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及其时代精神的结论更加可靠，对所谓18世纪中国社会“停滞说”的否定更加有力。

本书从德国解释学的传统角度，研究和探讨了德语文学注重思辨和道德建构的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井认为其重要根源在于：启蒙时期德语文学的形成发展，与路德宗教改革及其世俗化之间的有机互动——启蒙运动引发了文学艺术脱离神学和宗教获得审美独立，并转向人学及对人的关注。而文学在独立过程中同时携带了信仰模式、认知方式、情感表达、行为规范和道德意识。这种互动作用于德语文学的功能和语言，使其成为审美意义上“隐匿的神学”。作者以扎实的基本功，详实的材料，独到地疏解了启蒙运动以后到19世纪末的六位德语重要作家：歌德、莫里茨、瓦肯罗德、诺瓦利斯、冯塔纳、伊默曼的经典作品，展示了当时时期德语文学的发展线索，而这一线索对我们认知德意志精神极为重要。

本课题选择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史作为治学对象，兼及学科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全书追溯"德语文学"在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考镜源流，既注重对机构的历史考察，也注重对人物的个案研究。尤其关注的是，作为一门相对边缘的学科，德语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生成，并由此生发出与此相关的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与思想史课题，进而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努力呈现较为完整的现代中国语境内的德语文学学科史景观。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本书不仅阐述了历史上各种宗教现象的发展过程，更在空间上揭示宗教的结构以及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
第1卷 从石器时代到厄琉西斯秘仪
第2卷 从乔达摩·悉达多到基督教的胜利
第3卷 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

《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此次被“内蒙古民族文化通鉴”选中，即将首次翻译成汉文。与本书题材类似的《金枝》很久以前就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的必读书目，本书的翻译也必将填补业内的空白，可以将此书丰富多彩的萨满世界推给更多中国读者。本书稿由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段满福教授翻译，段教授在教学的同时，译著颇多，曾翻译出版《地球上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小王子》《后一课》等图书。该书共分14章。总体上看，该书结构有些类似西方音乐中的奏鸣曲式，可分为三大部分：呈示部， 即开头八章，为全书的基础；展开部, 第9章至第12章, 充分发挥开头八章所呈示的各主题中所具有的特征；再现部，即第13、14章，这后的两章基本上复现呈示部，再次回到对全局性特征的论述。

作者延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最后一卷的问题意识，将“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作为全书的研究宗旨，致力于将中国20世纪的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全书共三部，主题分别为：第一部“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第二部“世纪的多重时间：帝国、革命与跨体系的运动”；第三部“世纪的绵延：重新政治化与齐物平等的哲学”，展现了他长期以来对“短20世纪”的中国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到社会、从政治到信仰之巨变的宏大研究。
本书为第一部。开篇即开宗明义，对于“世纪”这一新时势概念的“诞生”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宏阔又纵贯的阐释与分析，其余篇章主要聚焦于从“世纪诞生”时期的系统性断裂与置换、民族国家危机、“一战”与“亚洲觉醒”、五四启蒙运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结点中寻找“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探讨民族国家如何在传统帝制中艰难地脱胎而出，其间国家与政治、文化与政治、大众与政治，尤其是革命与政治之间上演了怎样的分合缠斗，又如何共同塑造了20世纪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面貌，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不断变革与革命的世纪；是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着自身的不断自我否定的世纪；也是将他者的历史纳入自身内部，同时将自身的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内的世纪。‘短世纪’和‘漫长的革命’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显著的特质。”

汪晖关于鲁迅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细致分析，把阿Q的形象置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中来解读， 从崭新的视野回答了鲁迅《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由此对辛亥革命和现代启蒙进行思考。
《阿Q正传》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鲁迅作品。通过对这部作品另辟蹊径的解读，作者汪晖系统地回答了《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的重要问题：国民性是单面的，还是自我反身的？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类型？如何在“重复”中界定“革命”？在《阿Q正传》中，历史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鲁迅的“向下超越”，以及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和启蒙的思考？

《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一书由北京中间美术馆策划，华人作家协会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酒井直树、孙歌。此书是中文英语双语出版物，译者是杜可柯、董子云。
这本书的出版并非一桩小事。一方面，《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一书包含了两位学者酒井直树教授与孙歌教授近期思想实践的一个小切片；另一方 面，这本书代表了北京中间美术馆的实践中一个重要的面向：高度关注与艺术创作同时代的思想领域的开拓性实践。
2018年1月28日下午，中间美术馆举行了以“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为题的两场主题演讲与对话。这个学术活动是2017年11月4日至2018年2月4日在中间美术馆展出的“失调的和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亚艺术观察” 展的闭幕活动。
演讲与对话嘉宾为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与比较文学系酒井直树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教授。在此活动中，两位长期致力于研究与表述亚洲问题的学者就近期他们在该领域的思考，分别发表主题演讲。演讲之后，两位学者结合亚洲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展开对话，针对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及迅速推进中的亚洲一体化的新现实，探讨今天该如何认识亚洲这个范畴。他们的演讲与对谈都涉及了亚洲这个范畴的历史建构，以及，在重新审视被既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所忽略的问题时，“亚洲”所具有的超越性视角。这个展览以及这场学术活动的策划，深受孙歌教授和酒井直树教授长期在亚洲论述方面所进行的开拓性与富于想象力的思想实践的启示。在“失调的和谐”展基础上，这个学术活动进一步提出，亚洲与亚洲原理是拥有“问题性”与“主体性”潜质的思想视野，我们需要正视在亚洲实践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和历史渊源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会后，此书将两位教授在北京进行这场意义深远的对话集结成书。酒井直树教授在演讲现场谈及一半内容的论文全文翻译为中文，并与英文讲稿的全文发表于此；同时，也将孙歌教授的现场演讲进行笔录，并请她修订延展，形成了收录在此书中的一篇正式文本。因而，此书虽是本小书，但份量却不小。
作为此书的策划者——中间美术馆始终将其学术立场植根于本土。中间美术馆认为：这不是一个由现在时与所在地构成的本土，而是一个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这种意识意味着中间美术馆所关注的是处于各种联结中的中国。在这种视角中，我们既与世界各个角落保持关联，也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紧密对话。在中间美术馆的日常实践中，时常迫切希望开辟更多的可能性与路径，来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认识我们所立足的思想基础。这本小书的出版记录了中间美术馆这样的焦虑与诉求，也希望能在此追求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一小步。

西学东渐是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大事，影响广泛、持久而深刻。熊月之编著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独辟蹊径，对晚清西学传播全过程进行了分析，从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梳理讨论。除了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广求史料于英国、美国与日本等地，利用众多著名研究重镇的相关图书和档案，史料根基扎实，分析细致，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全书逻辑严密，文字清新，图片丰美，便于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那段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