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恋婚姻？我们认为法律必须保护合同的有效性，但为什么一些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却被法院推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是公正的，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性。我们能否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社会规范即体现人性，又体现客观性？“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正是我们期待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路径：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

本书四册，分作“政论篇”，“哲学篇”，“文化篇”以及“书信与随笔篇”。书前有张斌峰所作长篇《〈殷海光文集〉编序》，对殷海光的生平行状、思想脉路、启蒙意义与晚年的文化转向作了梳理与阐扬。
全书收录了殷海光比较重要的自由主义著作数十篇（专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由于篇幅关系，未收在内）。但是殷先生的批判意识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比较轻松的随笔文章中，也可以望见一个思想家的风采。譬如，殷先生在题为《西行漫记》的一组游记中，谈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先生一面承认歧视的存在，一面在反思中国的问题。殷先生在文中说：歧视“虽然如此，至少对于不纯凭感觉而生活的人说，并不怎么有了不起的不便。假若你记得同种之间所给你的是怎样的不客气，假若你记得你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而走到各‘部门’去所受到的是怎样冷酷得可怕的脸，……那么，你在这里会感到礼貌、正直与坦率。人把人当人看待，即使有点儿生物学上的差异，比人把人不当人看待，即使没有生物学上的差异，滋味是很不同的。……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常常在想象中对于异族的不够友好很敏感；而对于同族的威胁则很麻木。这是不是说，同族的虐待，是应该忍受的？是否有这种‘伦理上的应然’？”
《殷海光文集》全书对比较敏感的地方作了删节，用“［……］”标出。这或许是唯一令人扼腕的地方。但是明白人都能知道，如果不作此类处理，在大陆出版殷海光文集怕是绝无可能的。老金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得以出版，应该也算作自由知识分子在与传统遏制势力的博弈中，相互作出妥协才可以看到的不乏积极意义的结果。此类事件正在积聚中。它的普遍性已经广为人知。一般的评论多落定在对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批判中；但是此类事件更有意味的也许是“事就这样成了”——尽管它所成就的是一种有缺憾的思想实在。当着需要的思想还是一片虚空时，有缺憾的实在也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价值系统。这样，老金就认为，编选者的妥协，由于它所致力并最终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结果，博弈中，它的胜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在可能的条件下，做一些“零星的社会工程”，包括编选殷海光先生的文集这样的“工程”，应该是非常踏实的自由主义者希望的工作。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也正是先贤的希望。
张斌峰先生的编选是非常认真的。他以一己之力，独自承担了百余万字的编辑和整理工作，对殷海光原文和原文中的引文所作的校勘，应是付出心血最多的地方。这些工作，都对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说这是一部“编选适宜，用功颇勤，嘉惠后学，厥功至伟”的自由主义专著，或不为过。（2002年9月13日得书，14日凌晨草就，时窗外曙色微茫，梧桐叶下有影零乱。）

阿兰・艾伯斯坦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传主的生平、作品及其思想历程进行了完整的追溯。记述了哈耶克在维也纳的早年岁月，描述了他的智力、兴趣如何得自于这个学术世家；也记述了哈耶克非凡的学术生涯，展现了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伦敦、纽约、芝加哥等地的生活和工作。哈耶克的一生多姿多采，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见证过大萧条，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灭亡，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欣慰地看到了自由市场思想的复兴。哈耶克的思想活动跨越了经济学、政治哲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在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怀。
在本书中，艾伯斯坦将哈耶克作品的全貌准确完整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并勾勒出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哈耶克最早从其良师益友路得维希・冯・米塞斯那里接触并服膺了自由市场的理念，在此后的岁月里，哈耶克的研究遍及各个领域，他用一系列权威著作论证了自由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法律、政治、伦理和经济条件。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后，在全球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进程。

《坟》收作者1907年至1925年所作论文二十三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1929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曾经作者校订。1930年4月第三次印刷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四版次。作者说：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②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③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⑤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⑥？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⑦说得好， “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⑧。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托尼·朱特在本书中揭示了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指引我们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朱特重新激活了我们的政治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和更好的生活。
这部精练的作品凝结了托尼·朱特一生的思索，将他对历史和现在的洞悉嘱托给后世。
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 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托尼·朱特

★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一己之力写尽人类智力全貌。
★上至直立行走和火的使用，下至粒子物理和精神分析。
★突破朝代更迭的撰史常规，思想才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泰晤士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Q1：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圣贤为何在短时间内相继出现？
Q2：黑暗的中世纪后，欧 洲如何实现了对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赶超？
Q3：你知道自己如何思考，但你知道人类经过了多少阶段，才能这样思考吗？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远古智人本是非洲一种毫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令他们扩散至整个地球，甚至踏上探索外太空的征程？又是什么样的发展使他们反思人类给地球带来的破坏，进而采取一种有良知的生活方式？沃森以发人深省的笔法讲述人类何以成为今日的人类，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这是一部依思想撰写的通史，历史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败寇，而是那些为了推进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贡献的重要思想和思潮。
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书，能够激发那些勇于探索心灵的人，去寻求理解人类思想的发展历史。
——《泰晤士报》
本书全面涵盖了人类智识的种种发展，这样一本卷帙浩繁的书，原本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其中，但沃森以其强大的叙述能力，将全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并点亮了其中的知识信息，一本历史杰作诞生了。
——约翰•格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
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思想的历史值得这样大书特书。
——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官》主编
本书对“思想”的定义，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将直立行走、取火等思想产生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纳入其中，极大地完善了思想的谱系……书中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设想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也必将激发所有读者。
——诺埃尔•马尔科姆爵士，历史学家

简介：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如何治国？如何做人？
孔子说：仁。
孟子说：义。
墨子说：公平正义。
杨朱说：我一毛不拔。
庄子说：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荀子说：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
韩非子说：仁和人都是靠不住的，霸道才是真王道！
人性善还是恶？王要仁慈还是法治？社会公平能够实现吗？
儒、道、墨、法，先秦诸子三百年大辩论，请看中华民族群星璀璨的时代！

从美学到惩罚体系，从疯癫与文明到尼采与先锋思想，福柯的作品对20世纪晚期的现代思想影响深远。然而，在涉及面广与影响力强的同时，这些作品也以晦涩难读著称。
本书为福柯的作品提供了可信的导读，这些作品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同时，作者加里·古廷还探究了一些关键主题，这些主题在福柯深入研究身份、知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等领域时，曾让他甚为着迷。

简介：
本书原为以赛亚·伯林1952年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讨论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根据伯林的看法,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导读：
伯林最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最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
编 者 前 言：
50年前,本书收录的这些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在没有现成讲稿的情况下,可以发表这么长时间的演讲,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是首开这个冒险先例的正确人选。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虽说有些人因此很难听懂他的话)、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林本人也躬与其事。
这些演讲巩固了伯林节节上升的名气: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东西讲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而且,在伯林看来,这些演讲也为他五年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及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让伯林一直忧心忡忡的是:他担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对待,被认为善于做秀,给当成杂耍演员。第二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讲座的首场演讲,(据说)迈克尔·奥克肖特向听众介绍,他是“讲坛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惧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他已经成了语速迅疾的高深演说的代称——“惟一能以一个音节说出‘认识论’的人”。不过,他这方面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对他造成永久性损害,他庞观博采的思想资源,他以独特的风格、明晰性和说服力调动这些思想资源的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要认可。
只有一次演讲(讲卢梭的那次)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录音里有一些噼噼啪啪的杂音,这段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听到。今天要再现该讲座在1952年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伯林原意的东西了。不过,这六次演讲的录音(文字)记录还在(虽说有的地方差强人意),经过编辑整理,还可以重新见证伯林非凡的阐述能力,感受到这些较早体现伯林自由观的论述所造成的冲击力;这些自由观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1958年就任齐切利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不过《自由及其背叛》绝非他后来进一步锤炼的思想的粗糙先导。贯穿于这些早年演讲中的自由观,其基本要义已经全面形成,这种清晰易懂的论述,特别因为它是对具体思想家的口头论述,而不是一部抽象专著,而且还包含那篇就职演说所没有的许多内容,是对他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脑海中曾闪现过一个比较轻薄的念头: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署为“并非里斯演讲”。安娜·卡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的制作人,曾经制作过伯林的许多访谈节目。她知道伯林一直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州布莱恩·莫尔学院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发表系列演讲(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讲),便邀请他在广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说服他不易,因为他经常拒绝上镜,她已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不过,让她高兴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她听了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录音(现已亡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派给他一个声望很高的角色:里斯讲座演讲人,他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得知后,却裁定伯林不适合,这让卡琳十分尴尬。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得出这种看法的,对此我还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能只是因为,当时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确立,而当年选择里斯讲座演讲人的标准比现在保守得多。不管怎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从中作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那些要员的决定是不容变更的,卡琳只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伯林。好在他没有生气,这让她很宽慰。
应当说一说伯林对待出版这些录音记录的态度。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接近于他对出版自己的梅隆讲座的看法,那个系列讲座13年后发表于华盛顿特区,1999年出版,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知道,如果这些录音记录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书,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还得扩充内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给卡琳的信中所说:“你不难看出,很多东西向听众泛泛而谈是一回事,把它们付诸冷冰冰的文字则是另一回事。”他当然想以布莱恩·莫尔系列演讲为蓝本出一本书,在演讲发表后一两年之内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样,他从未试图尽力完成这一必要工作,这两个系列演讲依据的长篇录音记录草稿给放到一边,忘掉了,虽说他已经进行了彻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迹清晰的复印件,其中包括他对手稿的全部改动以及他后来写的一篇导言,不过我相信,他没有再去看它。这部演讲录的标题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原标题),全文接近11万词,我想今后它会在适当时候出版。
我将本书收入的BBC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把最初的草稿交给他,但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审查。我想,几乎可以确定,他再也不会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过这一想法,还表示了一番遗憾。或许是出于好意,他对我说,我不该那么肯定将来什么都不会发生:“谁知道呢?没准儿12年之后,我会一下子把它拿起来,狠劲修订一番。” (或类似的话)可说这话时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活儿可不是九十多岁的人干的。
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边上镶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莱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 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Sir Seymour”]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1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不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凑巧有效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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