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角力、难民迁徙、贫富不均、社会不公……
21世纪，是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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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本书作者珍妮弗·韦尔什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回应并反驳了福山的这一著名论点。韦尔什指出，21世纪的世界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成为自由民主的开放世界；战争与难民、政治与经济的国际角力、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书促使读者重新审视自由民主的历史，并引导读者思考以下问题：如果历史正在回归，它具有怎样的当下特色？人们正如何使用历史？自由民主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们应如何促进自由民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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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什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论点：历史还未终结，事实上，它只是回到了“当代的转折点”。
——《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
在那些与弗朗西斯·福山的智识遗产论争的作家中，珍妮弗·韦尔什是最有理有据且富于想象力的那一位。
——《加拿大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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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本书作者珍妮弗·韦尔什是加拿大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任教于牛津大学、欧洲大学等著名学府。曾任联合国秘书长保护责任事务特别顾问；此外，也服务于加拿大会议局、麦肯锡咨询公司、阿斯彭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网站。
◆本书是她对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这个著名论述的回应，对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精辟分析，引发读者对当下局势进行思考。
◆本书聚焦当下热点问题：“伊斯兰国”的暴力行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的系列政策、叙利亚难民问题、克里米亚事件......在此基础上，作者擅长分析，视角独特，突出了这些事件中的“当代性”特征，比如“伊斯兰国”在使用野蛮暴力时，也利用社交媒体招募“圣战”分子；虽然难民依然乘坐破旧的小船横跨大海，但他们靠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来获取准确及时的信息。

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恋婚姻？我们认为法律必须保护合同的有效性，但为什么一些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却被法院推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是公正的，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性。我们能否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社会规范即体现人性，又体现客观性？“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正是我们期待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路径：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

简介：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自由市场一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反对者：观念上被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反感，现实中政府往往会出台管制市场的各种措施。本书收入米塞斯的两本小书：《官僚体制》和《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剖析。
这两本书是米塞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品，在他生前就被译为20多种文字，直到今天才首次译为中文。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在这里，与其说制度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
在《独裁者手册》这本书里，梅斯奎塔和史密斯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这一政治现象的理论，即：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民意选民、实际选民、胜利联盟的数字多少来描写。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都是事实上的非民主国家。据此，很容易明白：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
不得不提，对任何想理解政治的真正运作方式的人来说，《独裁者手册》都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政治还是商业界的政治，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

民主本是常识，但是近年来有人通过歪曲民主来批判民主，有人以“国情论”来抵挡民主，理由是中国人富了不需要民主，凡此种种。本书通过对民主理论的正本清源，阐述了民主的真正价值、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民主的发展形式，对反民主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它让你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们如何实现民主。 现行各国的民主已不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和决策，还包括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街头行动，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第四权力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这都已经超出了选举议会式的民主模式。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简介：
本书原为以赛亚·伯林1952年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讨论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根据伯林的看法,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导读：
伯林最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最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
编 者 前 言：
50年前,本书收录的这些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在没有现成讲稿的情况下,可以发表这么长时间的演讲,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是首开这个冒险先例的正确人选。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虽说有些人因此很难听懂他的话)、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林本人也躬与其事。
这些演讲巩固了伯林节节上升的名气: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东西讲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而且,在伯林看来,这些演讲也为他五年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及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让伯林一直忧心忡忡的是:他担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对待,被认为善于做秀,给当成杂耍演员。第二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讲座的首场演讲,(据说)迈克尔·奥克肖特向听众介绍,他是“讲坛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惧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他已经成了语速迅疾的高深演说的代称——“惟一能以一个音节说出‘认识论’的人”。不过,他这方面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对他造成永久性损害,他庞观博采的思想资源,他以独特的风格、明晰性和说服力调动这些思想资源的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要认可。
只有一次演讲(讲卢梭的那次)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录音里有一些噼噼啪啪的杂音,这段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听到。今天要再现该讲座在1952年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伯林原意的东西了。不过,这六次演讲的录音(文字)记录还在(虽说有的地方差强人意),经过编辑整理,还可以重新见证伯林非凡的阐述能力,感受到这些较早体现伯林自由观的论述所造成的冲击力;这些自由观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1958年就任齐切利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不过《自由及其背叛》绝非他后来进一步锤炼的思想的粗糙先导。贯穿于这些早年演讲中的自由观,其基本要义已经全面形成,这种清晰易懂的论述,特别因为它是对具体思想家的口头论述,而不是一部抽象专著,而且还包含那篇就职演说所没有的许多内容,是对他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脑海中曾闪现过一个比较轻薄的念头: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署为“并非里斯演讲”。安娜·卡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的制作人,曾经制作过伯林的许多访谈节目。她知道伯林一直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州布莱恩·莫尔学院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发表系列演讲(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讲),便邀请他在广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说服他不易,因为他经常拒绝上镜,她已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不过,让她高兴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她听了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录音(现已亡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派给他一个声望很高的角色:里斯讲座演讲人,他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得知后,却裁定伯林不适合,这让卡琳十分尴尬。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得出这种看法的,对此我还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能只是因为,当时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确立,而当年选择里斯讲座演讲人的标准比现在保守得多。不管怎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从中作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那些要员的决定是不容变更的,卡琳只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伯林。好在他没有生气,这让她很宽慰。
应当说一说伯林对待出版这些录音记录的态度。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接近于他对出版自己的梅隆讲座的看法,那个系列讲座13年后发表于华盛顿特区,1999年出版,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知道,如果这些录音记录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书,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还得扩充内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给卡琳的信中所说:“你不难看出,很多东西向听众泛泛而谈是一回事,把它们付诸冷冰冰的文字则是另一回事。”他当然想以布莱恩·莫尔系列演讲为蓝本出一本书,在演讲发表后一两年之内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样,他从未试图尽力完成这一必要工作,这两个系列演讲依据的长篇录音记录草稿给放到一边,忘掉了,虽说他已经进行了彻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迹清晰的复印件,其中包括他对手稿的全部改动以及他后来写的一篇导言,不过我相信,他没有再去看它。这部演讲录的标题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原标题),全文接近11万词,我想今后它会在适当时候出版。
我将本书收入的BBC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把最初的草稿交给他,但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审查。我想,几乎可以确定,他再也不会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过这一想法,还表示了一番遗憾。或许是出于好意,他对我说,我不该那么肯定将来什么都不会发生:“谁知道呢?没准儿12年之后,我会一下子把它拿起来,狠劲修订一番。” (或类似的话)可说这话时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活儿可不是九十多岁的人干的。
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边上镶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莱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 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Sir Seymour”]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1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不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凑巧有效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1年5月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支部结合本国个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志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

第一章 论奴隶制与自然的自由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第三章 论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
第四章 论亚当由于神的赐予而享有主权（《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第五章 论亚当由于夏娃对他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第六章 论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
第七章 论父权与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根源
第八章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第九章 论从亚当承袭下来的君主制
第十章 论亚当的君权的继承者
第十一章 谁是这个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