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勇气的大屠杀写作经典，揭露一段尘封60年的惊人往事，颠覆主流“二战”史观念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如侦探小说般丝丝入扣的历史著作
◆乔治·斯坦纳、托尼·朱特、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一致推荐
···
【内容简介】
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
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最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
【媒体及学者推荐】
对战争引发的人类兽性的重要论述。
——《纽约时报书评》
·
就像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永远不会终止……仇恨就这样在人类本性中渐渐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再次爆发。《邻人》就是给我们的预警。
——《洛杉矶时报》
·
《邻人》是一本真正具有先锋性的著作，是大师级历史学家的杰作。杨·格罗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震人心魄的悲剧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对叙事的把握都炉火纯青。本书已经在波兰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反响，它凭借一己之力，强行撬开了波兰现代史上紧闭的、沉痛的一章。但《邻人》并不仅仅是关于波兰的，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族问题做出了激动人心的反思。没有哪个经历过或研究过20世纪的人，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
·
这本小书揭露了一个被尘封了60年的惊人故事，也在波兰开启了一轮新的自我反省。但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人”为何会突然心甘情愿地变成“刽子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从“民族性”的历史中学到什么？让当代人为前几代人犯下的过错承担一定责任，还是抱着“父债子还”的观念让子女因其父辈的罪过遭到报应，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我们应如何画定？对于这些问题，杨·格罗斯没有轻率地做出回答，但他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新的立场来思考它们。
——戴维·恩格尔，纽约大学历史系希伯来与犹太研究教授
·
不论是从宽泛的“二战”时期犹太大屠杀问题来看，还是从波兰社会对大屠杀之反应这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来看，《邻人》都无疑是这十年来我所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本书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以炉火纯青的叙事展现出来。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仍对其中描写的事件震惊不已，同时又对作者在处理这个沉痛、艰难、复杂的主题时所展露出的智慧与技巧感到由衷敬佩。
——安东尼·波隆斯基，波兰犹太史学者、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学教授
···
【编辑推荐】
◆《邻人》是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 格罗斯的代表作，一经出版就在波兰和英语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本书已在德、意、荷、西、法等多国出版，曾入选美国国家书评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终决选书单。
◆本书颠覆了长久以来的主流史学观点，质疑“二战”期间波兰人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二战”史上的“弱者”波兰人，也自发性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其残忍程度，有时更甚于纳粹。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写法，本书更像是一起残忍谋杀案的调查报告，一本追究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的侦探小说，叙述的故事性和画面感极强，层层递进，引导读者逐步接近真相。

阅读《下沉年代》，如同坐在第一排观看美国梦的午夜葬礼
“这是一个时代苍凉的侧影：受挫的努力，被辜负的信任，凋零的生机，以及日渐黯淡的希望。力透纸背的书写，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了美国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也为当下社会撕裂的悲剧写下了发人深省的前传。”——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
☆ 延续《光荣与梦想》时间线的美国社会内层新史，一部定义我们时代的史诗
☆ 一本书写尽美国梦碎三十年：四个人的一生，四个阶层的剧痛，一代人的失败挽歌
☆ 许倬云、刘擎、周濂、欧逸文推荐，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超20家机构年度好书：
《纽约时报》年度关注作品 |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年度最佳好书 | 《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好书 | 《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政治作品 | 《新共和》年度好书 | 《出版人周刊》年度最佳好书 | 《科克斯书评》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 | 苹果iBooks年度最佳好书 | 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好书 | 《波士顿环球报》年度最佳好书......
☆《纽约客》资深作家操刀，新世纪非虚构顶峰之作，入选 Slate 25年来最佳50本非虚构
————
仿佛在一夜之间，世界轰然倒塌。所有老派的行事规矩和道德准则被抛在一旁，华盛顿的说客比政客还多，纽约交易部门不再有禁忌，佛罗里达州的楼价跌到谷底，铁锈地带的钢铁工厂相继关门，南方的农场不再耕种烟草。富者更富，穷人更穷。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乔治·帕克跟踪四位不同阶层的60后美国人——追逐美国梦的南方白人农民，失去工厂岗位的非裔女性工人，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穿梭的精英，借互联网经济发迹的硅谷大佬——展现四段沉浮人生，揭开四种阶层剧痛，写出一代人的愤怒与悲哀。
这是唯一一代生活不断下沉的美国人：他们生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摸爬滚打半生后，却迎来传统社会结构的轰然倒塌。
在主角的故事之外，此书如电影镜头般扫视美国近三十余年的社会变迁，绘成一幅文化、经济、政治交织的全景流动长卷。作者为政客纽特·金里奇、作家雷蒙德·卡佛、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说唱歌手Jay-Z等人立传，以十位时代偶像映射出十种或回响、或沉沦的时代精神；也记下成千上万迷失在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者，成千上万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成千上万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沉默者，写尽美国梦碎三十年。
阅读《下沉年代》，如同坐在第一排观看美国梦的午夜葬礼。这是献给每一个美国人的安魂曲，也是一本关于时代转折及世界剧变的当下启示录。
————
乔治·帕克指出今天的美国正在解体，旧日熟悉的机构，如地方小银行、工会会所、工厂厂房、教堂，以及地方活动主体的各种从事社会服务的“俱乐部”，正在逐渐消失殆尽。美国国内不仅有阶级的区别，还有人群之间的区别，个体也在寻找自己的属性和类别。各个群体，也都在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地位。社会成员中弱势者，又在争取个人完全的自由和平等。如此横切、竖切的后果，是美国最后会被切割成为许多孤立、离散的个人。——许倬云，历史学家
这是一个时代苍凉的侧影：受挫的努力，被辜负的信任，凋零的生机，以及日渐黯淡的希望。力透纸背的书写，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了美国30多年的沧桑巨变，也为当下社会撕裂的悲剧写下了发人深省的前传。——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下沉年代》有点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试图通过一个年代，书写更为漫长的社会变迁。《纽约客》资深作家帕克巧妙地将大人物和小人物交错着写，兼顾造就时代的人和被时代造就（或毁灭）的人。——方柏林，旅美学者
如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乔治·帕克的写作带着一股道义之力。《下沉年代》，一本横扫一切、铿锵有力、以至于每个人都应该阅读的作品。——大卫·格雷恩，著有《花月杀手》
《下沉年代》是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非凡故事。乔治·帕克写就了一部定义我们时代的史诗，读起来奇妙、亲切和真实。——戴斯特·费尔金斯，著有《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
乔治·帕克呈现了我们生活和时代的历史，以洞察的眼光捕捉到我们失去的美国。——劳伦斯·赖特，著有《末日巨塔》
现在，那些在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中破碎的心灵和生命，为自己找到了雄辩的代言人和狂热的捍卫者：乔治·帕克。《下沉年代》是美国的悲剧，亦是文学的胜利。——大卫·弗鲁姆，美国知名时评人
独创，锋利，勇敢，至关重要。我这么多年来读到最好的非虚构作品之一。——凯瑟琳·布，著有《地下城》
乔治·帕克为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契约写出一曲忧伤但又如爵士乐般轻快的安魂曲。在这片越来越吵、难以抑制的土地上，你会为那些活在越来越沉默的绝望生活中的人们发笑和落泪。——大卫·M. 肯尼迪，普利策奖得主
————
结合小说般的叙事和严谨的纪实报道，乔治·帕克撕开美国表面下的破碎裂痕。通过贯穿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衰退，他以敏锐的眼光审视银行家和华尔街，同时追踪我们诸多经济基础设施的痛苦解体。他精准描绘了奋斗者和普通工人的肖像，对富人、野心家、乃至恶臭的名流进行了快照般的捕捉，生动展现了富层阶级与平民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美国国家图书奖授奖辞
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里，第一本能让人理解这个时代的书，可能是乔治·帕克的《下沉年代》，一部既详尽又意义深远的里程碑作品。——《西雅图时报》
一本兼具野心和慈意之书，以多重角度看待当下的美国。书中充满蜂鸣般的悲情和愤怒，对那些困在校准不当的金融机械齿轮的人们传达了特别的同情。——《纽约时报》
从沃尔特·惠特曼到约翰·多斯·帕索斯，从诺曼·梅勒和厄普代克到汤姆·沃尔夫和亨特·汤普森，小说家和记者总能在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发现顽强且机敏的个人主义，对机遇的坚硬信念，以及走出黑暗时代的道路。当下，帕克对国家现状进行了灰暗的描写，令人痛心，却也真实准确。他没有提供虚假希望，亦不给出好莱坞式结局，但是在另一种美国创造力中，在雷蒙德·卡佛式故事和爱德华·霍珀式画像中，在人的尊严和心灵中，他找到了一种力量——当人们因生活崩溃而深感孤独时，这种埋藏在肌肉记忆中的力量会爬升上来。——《华盛顿邮报》
《下沉年代》是一部将叙事推向极限的非虚构作品，直抵通常只有虚构作品才能达到的罕见层级。它写了一部伟大小说所能写尽的一切，但更为特别的是，它也完成了小说似乎不再愿意做的事——更为有趣，更愿意做实验。作者帕克迅速转换视角，打乱叙事，相信读者会在令人震惊的平行叙事中做出自己的判断。——《Esquire》
《下沉年代》是一段献给迷失时光的抒情安魂曲，为了那些被裁减的梦想和屈服的希望。这本书让人着迷，也令人心碎，它是一部丰盈的艺术之作，展示了所有失去希望和允诺的美国人如何受苦。——《每日科斯》
作为《纽约客》特约作家，乔治·帕克是美国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之一。就其敏锐性而言，《下沉年代》更像是一本小说，而不是非虚构作品。此书更有感染力。——《金融时报》
一本庞大、高度原创的纪实作品，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新闻报道的未来并不黯淡。帕克的写作是一场险峻的冒险，让人为之侧目。——《纽约书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帕克出色的叙事如同狄更斯本人第一次将所有这些历史都融入一本书中。这本书事关各种各样的人，无论贫富，他们都陷入经济动荡和社会变革的持续风暴中。人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珍爱之物尽被销毁。帕克以绝对专业的纪实手法讲述了人们的故事，却比大多数美国当代小说敢于做到的要更加详尽，更有质感，当然，也更具野心。——《洛杉矶时报》
帕克发出一种异常清晰、充满人道的美国之声，它继承了纪实文学的传统，让常人生活超越日常。当我们的后代审视这个现代帝国的遗迹，并从中筛选出文化残骸，这样的美国之声便是延续久远的微小宝藏。——《独立报》
除了本身题材外，《下沉年代》更像是一本实验小说，以其书写的范围、对当代生活质感的体现及包容不同思想的方式，从扬斯敦的社区组织者写到自由主义互联网大亨，它会让读者们联想到“美国三部曲”和《无尽的玩笑》。诸如书写鲍威尔的传记体文章，发在《巴黎评论》中也并不违和，因为这本书不只是关于真相，更是充满智慧、讽刺和惊人的想象力。——《巴黎评论》
帕克的叙事是文学性的，而非规范性的：他不提供政策建议，也不谋求崇高。如同一本伟大的政治小说，《下沉年代》以前所未有的清晰揭示了一个问题，但让读者自己去寻找解决方案。但是，这既是一个绝望的故事，也是一个坚韧的故事。帕克的角色们会做出或好或坏的决定，享受意外好运和不幸，他们竭力维持，他们屈服于生活，接着又更加努力。他们的生活值得被细细讲述，不仅因为具有启发性，更因为它们是如此美丽动人。——《华盛顿月报》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 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 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 的角色，被作者麦高登 称为“低端全球化”。本书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
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百多个不同国家，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另类联合国”的田野调研。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沙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庇护的人，自然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廉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沈旭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暨全球研究课程主任
重庆大厦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有种不同的味道：它收容和养育了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底层的微不足道的玩家。香港仍然是手提箱商人的平台，他们环游世界以牟取利益和业务联系。在经营香港的巨头们眼中，这栋大厦也许看起来危险破旧，但正如麦高登指出的，这是一个人们以最低预算进行商务旅行的天堂。任何想要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软肋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詹姆斯•华琛，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作者在《美国种族简史》一书中，用大量的史实、数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各个种族在美国的奋斗史、文化史，包括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犹太人、华人、墨西哥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各个种族无论在基因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其本国固有的特质。和其他种族比起来，这些固有的性质也使其在众多种族共存的环境中凸显出来。肯远离祖籍国来到美国的人们，和他们周围的人相比，更具有进取心，在面对困境时更主动，因此凸现出来的种族特点就更加明显。虽然个性或者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阶级，但是依然呈现出很多通用的成功必备的品质，比如重视教育、勤奋、积极、重视经验的传递，这适用于所有的行业。
在美国，种族成功的唯一出路是将自身传统优势发挥到极致，并坚持不懈地适应和改进。今天美国最富有的犹太人和日本人，无一不是这个经验的充分实践者。
本书1981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30年。美国种族史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书中翔实的数据资料、对种族特点的分析和观点直到现在仍不过时，并且对于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卡尔·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名著。全书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和批驳。作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你，真的确定自己是个好人吗？
恶人的劣言坏行固然可憎，好人视若无睹的沉默更可怕。世上许多不幸，源自没有说出口的事。我们虽然自认只是不赞一辞的旁观者，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沉默的共谋者……
当我们眼见真理却不发一语，就是我们开始死去的时候。
日常生活社会学领域中，本书是关于集体沉默的第一本完整研究著作。
本书从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入手，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作者将之称为合谋性沉默。作者阐述了合谋性沉默的成因、组成形式、参与者的动机和表现，以及这种沉默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探讨了打破沉默的可能和方式。

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美妙的一种体验，古今中外关于爱情的伟大文学作品有许多，但从心理学角度对两性关系进行科学而系统总结的专著尚为数不多。
《亲密关系》从一出版，就立即获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不仅得到了专业人士的首肯，更是得到普通读者的高度评价。作者综合了心理学多个分支的研究理论和成果，用饶有趣味的论述，总结出人们在交往与沟通、爱情与承诺、婚姻与性爱、嫉妒与背叛等方面的行为特点和规律。
本书内容丰富、语言优美；既注重专业性，有强调可读性。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可以从中得到学习和参考；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只要他（她）想获得一份满意的亲密关系，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以翔实史料、生动笔触，系统回顾了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并循此为线，串接起美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司法抗争历史，完美展现了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沃伦、布伦南、布莱克、韦克斯勒等伟大法官和律师的形象。

拉塞尔·柯克所著的《保守主义思想》可以称得上是对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从立意构思，到对保守主义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选取，它在每一方面都做得极为出色，并借此开启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
这本书着力清理保守主义思想谱系，其内容可以概述为：以保守主义思想脉络的缕析为轴心，前以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凝练概括为导引，后以保守主义面对衰颓的当代复兴为支援，从而为保守主义绘制了一幅由史及论的完整图景。作者柯克亦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的思想家。
它并不是党派行动指南，而是试图界定“保守”和“保守主义”，梳理保守主义者们关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原则。或者更具体一些，是想探讨英国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何在；英格兰和美国具有什么样的共同观念体系，让那些有着保守天性之人能够持续抵制法国大革命肇始的激进理论和社会变革。
简言之，这是一本有着历史叙事面目，但旨在凸显保守主义思想实质的作品。探讨了保守主义的各种观念，并查验它们在当时及后来混乱和剧变时代的有效性。

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恋婚姻？我们认为法律必须保护合同的有效性，但为什么一些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却被法院推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是公正的，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性。我们能否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社会规范即体现人性，又体现客观性？“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正是我们期待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路径：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

基层迎检、开发纷争、征收税费、产业调整、征地“种房”、维权争利……“喧嚣”一词，释尽乡镇日常政治种种人事与结构交织碰撞的众声嘈杂。本书以后现代叙事策略，围绕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乡村权力场域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深度阐释了21世纪初中国中部地区某乡镇“乡域政治”的运作实践与支配逻辑。
本书出版十年来，获得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好评，被权威专家和普通读者誉为数十年来少见的以“抵近现场”“深度描写”的方式、以“比小说还精彩”的叙述来“复杂化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作品。重读此书，不难发现，虽然它研究的是十多年前的乡镇，但是，对于“故事”背后种种复杂因素的颇有见地的理论探讨，让它在今天仍然极具启示。

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美国心理协会反焦虑思维训练课，献给动不动就不淡定的你】
经常觉得压力山大，发愁事情永远没完没了？
想事情总是先想到消极的一面，每天负能量满满？
一遇大场面，就习惯性焦虑、不安？
凡事思虑过重，想太多，愁太甚，永远处在焦虑状态？
本书就是一本写给这些动不动就焦虑起来的人的实用指南，案例+方法+步骤全方位助你摆脱焦虑魔咒，重获安全、自控、自在的生活。
★【心理博士30年执业经验精华，8种心理训练方法，快速消除焦虑】
本书两位作者都是专业咨询师、培训师、美国心理协会成员，执业时间长达30年，有丰富的治疗经验。
在书中，他们结心理学背景和执业经验，用九个章节，为我们一一详解了应对焦虑的具体方法，帮助你释放大脑的超能力；粉碎让你处在不停忧虑状态的幻想；清醒、自信地面对每天的挑战；转变你的内在状态，获得全新的自己。
★【焦虑时代的应对法则，浮躁社会的镇静剂】
据调查，在青年白领群体中，有34%的人经常焦虑，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从来没有焦虑过。
在这个普遍焦虑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又如何与焦虑的人相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又该如何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找到真正使命所在并努力之？《反焦虑思维》将循序渐进地带你走出焦虑状态，从心智游移、自我关怀、切换思维到心流、超级思维，一步步将你带往巅峰体验，最终安全、自控、自在地生活。
经常觉得压力山大，发愁事情永远没完没了？
想事情总是先想到消极的一面，每天负能量满满？
一遇大场面，就习惯性焦虑、失眠、不安？
凡事思虑过重，想太多，愁太甚，永远处在焦虑状态？
在这本具有可操作性的书中，两位心理学博士基于30多年的执业经验，为我们提供了8种焦虑自救良方，从理解自身的状态到学会控制思绪，从心流到超级思维，这些方法层层递进，抽丝剥茧般为我们破解无处不在的焦虑，帮助我们重获安全、自控、自在的生活。

美国最权威的口述史作家、最受欢迎的电台主持之一、
美国人的集体记忆、普利策奖得主斯特兹·特克尔代表作
《卫报》评选史上100本最佳非虚构书籍
全面再现经济危机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大萧条亲历者的第一手记录，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联合推荐
这本书是特科尔的经典之作。它讲的不只是大萧条，更是一个时代、一种情绪，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任何一个想了解美国为什么成为现在的样子，我们如何一路走来的人，都该读读这本书。——阿瑟·米勒
随便翻开一页，丰富而生动的记忆就倾泻而出。每一页都是如此，根本无法停下。——《国家观察》
一部价值难以估量的记录。——《纽约时报》
美国最权威的口述史作家、最受欢迎的电台主持之一、美国人的集体记忆、普利策奖得主斯特兹·特克尔代表作
《卫报》评选史上100本最佳非虚构书籍
全面再现经济危机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大萧条亲历者的第一手记录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黑色星期四”，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美国和全球从此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本书通过对数百人的访谈，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经济大萧条是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当年的苦日子又是如何的在如今的咀嚼下回味无穷的。特克尔采访了从新政官员、商业巨子和艺术家到农夫、工人等各个行业层次的人。
普遍的不安全感笼罩之下，从工人到巨富，无人幸免。无论政客、囚犯还是普通人，都肯在特克尔的小录音机面前侃侃而谈。本书甫一出版，即在美国造成轰动。 特克尔的口述史不仅为美国建立起一部持续、宽广、自下而上的平民史，他本人成为芝加哥城的显著标志和美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劫持》是一本探讨人与科技的关系的书，基于一位心理学博士20年的临床经验及其作为神经认知科学研究者的脑—电研究成果。在这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中，作者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探讨了手机、电脑等便携式数字设备及让人“永不下线”的互联网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大脑的影响，从神经认知科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了数字媒介与大脑和人类行为的关系，探讨了手机等如何对人的大脑进行劫持或操控，并给出了自己作为从业医师的实际建议，兼具可读性与可靠性。围绕着“数字媒介成瘾”这一主题，作者精心构建了全书的结构，既以社会观察及自己经手的实际病例作为例证分析证明自己的观点，又专门介绍了神经生物学的相关知识及数据成果作为科学支撑，兼具可读性与可靠性。书中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
与计算机和网络持续“联机”，究竟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如何从脑—电研究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数字媒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手机或平板电脑究竟是解放了家长还是禁锢了儿童？游戏与社交网络是导致青少年儿童心理疾病的罪魁祸首吗？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该如何面对“数字一代”，给予他们恰当的帮助与指引？
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自处？我们该如何处理数字媒介、网络社群对真实社交生活的影响？网络霸凌、狂躁、抑郁、群体性孤独、强迫性搜索……这一切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使用的方法出了问题？

上帝已死，天道隐遁。物欲横流的世人，正沉溺在消费主义的狂欢节里。也夫却也开始构思“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了。本书不仅分析细密，而且行文畅达，颇饶趣味，兼具解释、批判与建构三重功能。特别是作者引入了社会生物学的视角，使该书的分析更擅胜场。或许一部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多少有助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超越与解放。
这是一本解释消费的理论著作。全书分12章，第一章重点在指出问题；第二章主要是简述消费的演进，简介对消费的两大解释。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作者开始建立本书的解释系统，其基础是对消费机制的解释。先后有五章分别讨论它们。第七章讨论的是现今社会中已经和即将出现的趋势，作者预计它是“后消费时代”中人们生活的主要构成。这一章所以插入到消费机制的五个章节中，主要是因为它同第六章有过于紧密的逻辑关系，兼及还可以为第八章论及的时尚之非物质化做些铺垫。第九章继续第七章的怀疑逻辑，分析消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第十章是在质疑工业时代中与消费观互为表里的工作观。深入阐述自凯恩斯以来不断光大的一个观点：生产问题解决了，工作将不是未来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失业和半失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人的常态。第十一章指出，近现代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教人们如何工作的；而古典教育是服务于贵族，教他们过艺术化的生活。因为全民即将如古代贵族一般解决温饱，因为工作的重要性丧失，未来的教育显然要融合生产本领和生活艺术。第十二章论述了，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

·与《沉思录》、《物种起源》、《君主论》一同入选
百位哈佛大学教授推荐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图书
·《时代》周刊评选 当代在世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代表作
·风靡西方教育界、商界、政界三十多年、美国国会议员指定推荐读物
·《裸猿》作者、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著名学者田松 专文推荐
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初版于1982年，本书是其25周年纪念版。
这是一本畅销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跨学科的经典之作，它的科学发现不仅震撼了动物学界，而且它又是一本深受政治家、企业管理者、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欢迎的人文读本，因为它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通过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洞悉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行为。
本书详尽叙述了黑猩猩群体之中围绕着权力和性行为所展开的竞争和联盟，得出了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本能，而是智慧的惊人结论。我们从阿纳姆的黑猩猩的行为举止中，能读出马基雅维利的狡诈权谋，并领悟德瓦尔耐人寻味的结论：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古老。
2007，本书年被哈佛大学100位教授共同推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图书之一。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记录了后苏联时代新富阶层的崛起。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一直到普京上台初期，几个最为瞩目的寡头引领俄罗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险峻试验。
从权力推手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银行巨头斯莫伦斯基、青年改革家丘拜斯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巅峰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石油、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他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