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文化的特质和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任何文化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产生、发展并受其制约和影响。岭南园林的产生和其特点的形成，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所处的造园环境因素。
岭南古为百越之地，是百越民族居住的地方，秦末汉初它是南越王国的辖地。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以南，五岭包括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它又称南岭。《晋书·地理志下》将秦代所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称为“岭南三郡”，明确了岭南的区域范围。五岭大体上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与湖南、江西交界的地方。岭南北靠五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范围包括了今广东、海南、闽南和广西的大部分。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由于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与中国其他区域的区别，因此创造出独具风格的岭南园林特色。

"Portrait of Hong Kong" takes you on a journey through the old streets, quaint corners and harbour views of Hong Kong in the 50s and 60s. These never-seen-before images were photographed and cropped by award-winning photographer Fan Ho. The book begins with a foreword by celebrated film director John Woo and also includes an essay by professor Joseph Fung and biographical notes compiled by Sarah Greene.

在现代理性的考量下，“死”相对于“生”没有任何优先价值可言，自杀只能是一种“短见”，而历史中的人们却曾面临“死亡”易、“自杀”难的处境。生死成为话题，经常在混乱年代或鼎革之际出现。本书探讨清末到五四时代知识群体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的讨论以及就生死、自我、爱情、伦理等生命基本问题形成的意见与想象。对问题的论述围绕激烈行为、死亡事件和人物个案展开，尽力追溯事件、舆论和人物思想所关联的时代信息，从中观察自我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的生成和消解过程，这也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态和路径选择的一种解说。

香港的流行音乐是香港文化中独特的一道风景，也是70后80后甚至90后成长过程中某种意义上的必修课。这本随笔是一位资深港乐迷所写，细腻的笔端触及港乐的方方面面，当中介绍了香港流行乐的台前幕后，如词人林夕和黄伟文、曲作者陈辉阳、歌手陈奕迅、王菲、杨千嬅、何韵诗等，从歌曲出发，讲述了这些曾经感动我们的音乐中的种种情愫，以及背后各种不为人知的故事。

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
《夜话港乐》回望粤语歌的光辉岁月：泰迪•罗宾和许冠杰、顾嘉辉与黄霑，谭咏麟，张国荣，黄家驹，陈百强，梅艳芳，四大天王，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记录着很多人的青春。——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首粤语歌，埋葬 了大半个青春的故事。
似水流年，情怀未变，对半个世纪的香港流行乐坛致以最温情的总结与敬意。

上海春秋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影响，随手掇拾，披露上海十里洋场的千疮百疖的内幕。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 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 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 的角色，被作者麦高登 称为“低端全球化”。本书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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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百多个不同国家，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另类联合国”的田野调研。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沙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庇护的人，自然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廉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沈旭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暨全球研究课程主任
重庆大厦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有种不同的味道：它收容和养育了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底层的微不足道的玩家。香港仍然是手提箱商人的平台，他们环游世界以牟取利益和业务联系。在经营香港的巨头们眼中，这栋大厦也许看起来危险破旧，但正如麦高登指出的，这是一个人们以最低预算进行商务旅行的天堂。任何想要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软肋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詹姆斯•华琛，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张枣留德博士论文首次翻译出版
※ 一位内行人的新诗史，一个供我们反观张枣诗学理念的重要文本
※ 张枣从经验构筑自己的新诗史逻辑，能更清晰地看到张枣的诗歌纹理
※ 译笔精确流畅，深得张枣中文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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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张枣从一个当代诗人的写作经验出发，构造了一种个人的新诗史逻辑，梳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看，这部专著多少会有些“偏颇”，但它的光芒恰恰在这种“偏颇”里。张枣对高度提炼的诗人（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食指、北岛）、作品的评析解读，精妙见解层出不穷，显示诗人对审美现代性的卓异洞察，既拓宽我们对张枣诗学认识的边界，也为常规文学史补充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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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一个语言俭省的诗人“跨界”写起学术专著——还有什么比这更奢侈的呢？张枣板起面孔一本正经谈诗歌史，你依然能瞥见背后一以贯之的诗学光芒闪现，和不经意扮起的鬼脸。
■ 一部不一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发展脉络、代际划分，对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食指、北岛、“后朦胧诗”等的精彩解读，你不一定认同，但其识见会让你认同这是一个真正内行诗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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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论：
我倾向将它看成是“作者诗学”。诗歌是个特殊的“行当”，没有与自己的语言、感觉、想象相连的写作经验，对诗歌现象、诗艺特征和具体文本的分析，肯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张枣论文的长处正在这里。他的感觉、他的写作、他的学养（特别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诗歌发展脉络的熟悉），在对新诗史的评述中发出光彩，特别是对诸多诗人、作品的评析解读，让我们看到他独到的眼光而惊喜。
——洪子诚
这部论文代表着这两代人的趣味、意识、水平，朝着未来过渡，记忆现代诗歌的艰难历程，为大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样式和诗学文本，所以，也非同小可。
——钟鸣
他的博士论文乃是一个诗人对汉语新诗进行偏颇论述的博士论文。这也许不那么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却很合我这个饕餮读者的胃口。我喜欢精彩的见识，哪怕它很偏颇，却厌恶平庸的公正。张枣有一种偏爱，在这种偏爱里，有他偏颇的智慧。
——敬文东
张枣的博士论文提供了一家之言，师心独造，但张枣本身的论述是自洽的，你想辩驳他很简单，但真正到位的批评，需要在高层次的思辨水平上，而且要动用非常多理论资源。他这些诗学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因为张枣的视野比我们广阔，而且诗人的敏感使他能找到我们可能忽略的观点。总之，对喜欢张枣的读者来说，这本博士论文多出了一份研究文本，能大大拓宽我们对张枣的诗与诗学认识的边界。
——江弱水
和论文整体上所显示的诗人对审美现代性的卓异洞察，特别是在文本解读中层出不穷的精妙见解相比，只能说是白璧微瑕。相信每个人——无论你是诗人、批评家，还是论文作者——都会从张枣的论述中得到启发。
——西渡
他建构思路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对作品解读，强力拉拽出一种阐释，而这也是最精彩、最有启发性的部分。像对北岛的分析，就一定程度刷新了我对北岛的认识。不是一个文学史的判断，更体现了某种更为深入、更具有生产性的诗学意识。
——姜涛
这本论文的主要价值不在于他论述结构的严格性，而是他通过他的写作经验、诗歌见解和诗学信念，打开了我们认识新诗史，至少是新诗史上几位重要诗人的一些面向。
——冷霜

古代中国人寝室的种种特征，远不是房屋构造或家具布置的技术问题，而是与古代中国有关的传统观念深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认为“男女居室”是“人之大伦”，而男女之间的“大欲”就和食欲一样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所以性交这件事，从哲学上说是值得讴歌赞美的，从伦理上说则没有任何羞惭可耻之处（至少合法的性交是如此）。
戴震深刻指出，禁欲在实际上既不可能，却硬要在理论上加以强调，结果只能造成普遍的虚伪：“此理欲之辨，是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随着个人隐私权日益受到尊重，人们普遍放弃了禁欲主义流行时代那种自觉充任“道德警察”“道德法官”的做法。

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 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当代中国社会从未停止变化，新近在诸多方面的激进变动更是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个体的崛起，就是这样一种转型性的变革。
个体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公共领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化背景下的公共领域，个体的角色变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对于当代的中国青年而言，个人幸福和个体自我的实现无疑成为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那么，如何理解正在崛起的个体、及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是否像西方社会一样，正在经历一种个体化的进程？
作为一项持续数年的实证合作研究，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在中国，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社会范畴的事实。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发展不仅决定了私人领域、家庭结构和两性关系，也决定了经济的组织方式和灵活的就业，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本书也从不同的角度表明，这一中国式的个体化进程具有其独特性，它并非是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单纯复制。
因此，所有想要了解当今中国社会基本构成——包括其两面性、偶然性和矛盾性等——的读者，都必须读一读此书。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作者阎云翔有过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他曾经在中国北方农村当过羊倌和乡村故事员，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担任人类学教授。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礼物馈赠文化的名著，以及另一部考察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下，这个村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变革。
在这部新作中，阎云翔记载了一场正在日常生活领域重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其中最深层的变化是，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阎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处在转型之中。对阎来说，这种新的现实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
从长远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将会走向何方？中国政府为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的新意识形态将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吗？这样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现实吗？抑或，国家会限制个体多元化的范围，以此让个体化像全球化一样向国家的利益低头让步？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阎立足于民族志的详细资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人类学分析，并对有启示性的相关社会理论做了深层次的梳理。他还在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的不同时代之间进行对比分析。阎的细腻描述和有理有据的阐释使他的跨文化比较进入了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即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以及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因此，《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和中国人，也对我们思考美国和美国人、西方和西方人大有帮助。

曹正汉博士所著《观念如何塑制度》一书，运用理论文献与中国的现实案例说明文化观念如何影响社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本书是一部经济社会学著作，旨在探讨“制度”背后的“观念”因素。具体而言，即观念通过何种方式、何种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制度选择？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方法与理论”，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梳理了社会科学中的相关文献；下篇“经验研究”，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从思想观念到制度之间的逻辑与机制。
本书是作者5年来读书、思考与调查所得，陆续撰写成文，以问题为中心，跨越了社会学、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界限，逻辑清晰，论证严谨，而语言平易流畅，是一本颇有见地的学术随笔类小册子。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在北京郊区的村村落落中，“隐匿”着这样一个被遗忘的人群。他们的祖先，都是清代八旗制度下的“庄头”。“庄头”既不同于汉族地主，也不同于内城旗人或八旗兵丁，他们为皇室和王公贵族经营庄园、土地，催租督产，是清代八旗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可富甲一方，但却世代为奴。如今，关于他们的历史记忆，正在一代代人的淡化中逐渐泯灭……本书通过将口述访谈、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在多重视角下，考察了京郊地区旗人社会及其后裔的生活状况。

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博文在多层面上探讨了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本书为我们理解中国人在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上的体验开启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本书对疾病症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十分具有穿透力。这本强力著作不仅属于人类学与精神医学的先锋之作，而且也展示了作者对消除人类不幸与苦难的深切关注和担当。所有致力于改善健康照顾系统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Joan M. Anderson, Current Anthropology
“此书堪称医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所期盼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Richard Shweder,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一本视野宽广、发人深省的医学人类学著作。”
——Roy Port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对跨文化精神医学具有重要贡献。”
——Paul Chodoff, M.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本书的田野研究写作精美，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断被其描述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的那些重要时刻所吸引。作者以丰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童年以及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
——Jonathan Spence, Yale University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最好的研究。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Ezra F. Vogel, Harvard University

本书作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22岁时，进人爱丁堡大学医疗传教士学院。毕业以后，长期在中国东北传教。本书的合作者伊泽·英格利斯为杜格尔德的妻子。1914年，她和杜格尔德应一位伦敦出版商要求写作本书，成书后由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于1914年5 月出版。
1883年至1913年这三十年，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的时期，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黑死病、辛亥革命，起伏跌宕。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形象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因此，本书为晚清史、东北地方史、基督教传播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又不失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史读物。
杜格尔德虽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等于其所有记述都符合历史实际。为了保留历史著作的完整性，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没有改动。读者在阅读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一位著名的英国医疗传教士，一位基督徒。

本书为读者全面而深入地回顾了从18世纪到1949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关系，论述的重点时间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作者非常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读它们对之后中国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例如，作者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在中国开设银行、修建铁路让中国对其产生依赖的程度。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平衡起来。

北京建城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最早的城址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后迁至广安门一带，元以后又迁至今地。街巷依托城市，但以往有关北京街巷的书籍，只是从名称的角度介绍街巷的流变。本书则首次从城址变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角度，对北京街道与胡同进行系统研究，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最新成果。本书以文为经，以图为线(320幅图)，是全国第一部反映北京街巷变迁的历史著作。在认识的基础上还具有收藏和鉴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