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新作由三篇长文构成，分别是《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山水是大地中的超越之地》和《渔樵为何论古话不休》。作者是以一种“哲学与诗”的方式来论述他的历史哲学以及他对中国文明的基本理解：中国文明的精神基因是历史，历史即是中国人的信仰，这是中国文化与其他宗教文明最大的不同之处。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密码或关键意象是：历史、山水、渔樵。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1987年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他毕生致力于弘扬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圆善论》、《名家与荀子》等主要著作，并有康德三大批判之译注，均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共32册。

《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又是优秀文学作品，几千年来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这本《庄子今注今译》参考了古今中外各种校注本，择善而从，对《庄子》全书作了详细而全面的注释和今译，是一部较好的《庄子》通俗读本。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国哲学史大纲》由我国著名文学家胡适所作。它所获得的赞誉无以复加，它被视为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开山之作，为胡适的学术地位奠定了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具有反封建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发展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首选入门书。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出版。多年来，这部专著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响很大。

《宋明理学史(上)》内容简介：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悉心加以鉴别，而不能笼统地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是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而是试图阐明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理学家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理学中有程来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理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何在？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为什么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过深远的影响？王守仁心学又是如何崛起的？为什么在明清之际理学趋于衰颓？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献于学术界，以供参考和讨论。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是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过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部专著中，我们开辟专章予以论述。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另外，与理
学相联系的象数学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试图写出这个历史过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我认为，要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研究者如果以理学思想作为指导，以理学写理学，那是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而且还会歪曲这个历史过程。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进步学者的水平，象黄宗亲、全祖望那样，充其量只能编纂出象《宋元学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来看，它只是历史编纂学，还远远不是科学的思想史，不是科学的理学史。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又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写出象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同样不能算是一部科学的理学史。我们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五四运动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历史的研究才能成为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使我们了解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那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来取长补短、修正错误的。

本書對現存六種主要的敦煌《壇經》寫本進行了合校，以文字最佳的旅順博物館藏本為主要依據，另以敦博本、英藏斯坦因本、國圖本兩種及西夏文寫本殘片對校，又吸收了鈴木貞太郎、郭朋、楊曾文、鄧文寬、周紹良等學者的校勘成果，力求恢復敦煌本之原貌。除對經文進行全面校勘外，還做了今譯和簡要的註釋，並有任繼愈、杜繼文先生所撰前言及多位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附錄，對深入研讀《壇經》頗有助益。
【編輯推薦】
敦煌本《壇經》的發現，開啟了人們對這一禪宗經典的新認知。這些寫卷成於唐宋時期，篇幅僅為傳世本的一半，語言簡潔質樸，而且比此前通行的各本《壇經》更接近於六祖慧能說法的時代，具有重要的文獻和思想價值。
本書由李申、方廣锠兩位哲學及敦煌學領域的專家整理，匯校敦煌本《壇經》現存的六種主要寫本，擇善而從，力求保持與恢復古本原貌，並通過今譯及註釋疏解文義，令讀者更切近了解《壇經》的思想世界。

《庄子哲学》是当代中国著名学者王博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是国内研究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子和庄子哲学的著名学者。
一方面，作品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主要研究公认出于庄子之手的内七篇，在这部书中，作者尝试了一种新的解释庄子思想的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学术专著写作的范式。作者在对原文精准把握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了庄子哲学的内在精神，描述了庄子与世道那种微妙的张力。在这种精细的探寻中勾勒出了庄子独特的人格气质和非凡的精神魅力。可以说这是一部渗透了个人体验和感悟的学术作品。这就避免了某些假国学、伪国学作者望文生义、胡乱发挥的弊病。
另一方面，作品有极强的亲和力。该书最初是由全校公开课讲稿整理成，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充满了作者多年来研究庄子的心得，以及对生活的感悟。该书从04年第一版以来，在广大的大学生群体中一直脍炙人口，先后重印了八次，生命力之长远超过时下滥觞的国学跟风之作。

朱熹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将“人心道心，精一允执”确立为吾族文化精神传承之统绪，即所谓“道统”者。朱子依此对《中庸》所展开的诠释与阐发，形成一经经纬纬之“统合”系统。然其关切则在回答“大公至正”的人类社会之如何可能的问题。朱子将“天道”观念运用于人与历史的解说，在理论上，以人之天赋善性作为合“情”讲“理”的社会形态之可能性依据；在实践设计上，则着重指出，握有公权力的主政者必须学为君子，此是实现有“道”理想的首要前提。朱子“道统”，与其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破天荒之举”（陈荣捷语），毋宁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伟大的“精神事件”。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传习录》研究有两部重要著作，因各种原因，今天仍未有超过他们的著作问世，一部是陈荣捷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另一部就是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
陈著长于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主要《传习录》的评注，但对《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他文字与《传习录》中的思想观点有何关联，却未免有所疏略，即陈著的着力点在评注而不在于义理阐发。
邓著在《传习录》版本的把握以及在文字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然稍逊于陈著，但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作了统一之观察和考辨，这就为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其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
编辑推荐：
邓艾民先生的王阳明研究是80年代大陆王阳明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传习录注疏》即是放在今天，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
邓艾民是著名学者陈来先生的硕士导师，是其朱子、阳明研究的领路人。

本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揭示宋明理学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作者曾在北京大学开“宋明理学”课程，即以此为教材，本书内容全面、叙述简明，适于教学和自学之用。虽为教材，书中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知识点，比如对于唐宋变革之际的庆历时代知识群体，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专辟出一章（书中第二章）着重拈出。

本书是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书中具体包括了：徐爱录（第一至十四条）、又（第一五五至一六七条）、答罗整庵少宰书（第一七二至一七七条）、黄修易录（第二三七至二四七条）、传习录拾遗（第一至五一条）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它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最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想的承继与总结。此书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入手以微观字形、字义建构宏观思想史，鲜明地体现了傅氏“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的治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风格。
本书是傅斯年的一部重要的历史学著作。此书从语言学角度入手，从甲骨文钟鼎彝器直到先秦典籍中有关“性”、“命”二字悉数统计，以音韵、训诂、考据方法，通过字形寻求字义。在探求古字演进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探求其演进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以“性”、“命”两字的解释来梳理孔、孟、荀、墨诸子思想，最终得出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之集大成的结论。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指宋明时代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传统。从中唐开始，面对佛道二教的强势冲击，以韩愈为首的儒者开启了以重树儒家主体地位为目标的儒学复兴运动。至北宋，儒学复兴的思想自觉，落实在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一根本的时代课题上。基于这一思想自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都做出了杰出的哲学贡献，并在南宋被整合进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当中。本书详细介绍了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理学发展中的重要论题、人物及文化事件，展现了这一期儒学思想的蓬勃景象和精神气质。

只要翻阅《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从其中充满着宋明理学有关道体、性体、心体、有无、动静的详尽讨论中，就可了解，中国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宋明理学的思想家对宇宙、人心、体验、实践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化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辨析分疏。因此，不可否认，理学即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体验，当然也是通向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基于这样的理解，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始终注重在哲学思想意义上的儒学研究。

《庄子哲学》主要研究公认出于庄子之手的内七篇，作者是国内研究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子和庄子哲学的著名学者。在这部书中，作者尝试了一种新的解释庄子思想的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学术专著写作的范式。作者在对原文精准把握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了庄子哲学的内在精神，描述了庄子与世道那种微妙的张力。
在这种精细的探寻中勾勒出了庄子独特的人格气质和非凡的精神魅力。可以说这是一部渗透了个人体验和感悟的学术作品。

《中华思想经典:近思录》内容简介：儒家思想在今天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人格修养和人生理念教育方面，拥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而这种优势最集中的体现之一便是宋代理学圣人朱熹倾注十余年心血反复校订的《近思录》。《近思录》起初由朱熹和吕祖谦合作编成，后来朱熹多次修订并定为本门最重要入门书籍，书中的每则语句，都来自于北宋时的四位思想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分14卷，622条，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相信读者也能从该书对“修齐治平、成贤作圣”这条修炼之路的详尽指导之书中获益。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是以比较古老的《老子》文本为底本，注文同時保存了某些老子古意，并代表三国魏晋玄学思想，因此是《老子》一书最重要的注释之一，也是研究王弼思想的重要著作。楼宇烈先生以浙江书局刻明华亭张之象本为底本，参校数十种重要版本及相关徵引著述，是目前唯一，也是最精审的有关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勘注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