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种传统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要推进政治进步，必须清理千百年来政治迷信的根基，努力洗刷其残迹，摆脱“宰猪场式的政治”，“使人成其为人”。
中国是一个历来予政治以特殊重视的古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本书从天命迷信、先祖迷信、圣贤迷信、长老迷信、清官迷信、谶纬迷信等角度，全方位反思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探讨了政治迷信何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灰黯的色调，政治意识何以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主体。
天命迷信：天命迷信导致政治权力自检、自制机能严重弱化，社会下层则日益形成缄默隐忍的政治态度，对于罪恶的暴政，消极地等待着“天谴”与“天罚”。
先祖迷信：先祖迷信往往使旧有制度长期保持着对行政政策的规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政治进步迟缓。
圣贤迷信：“圣贤”观念对于政治权力的维护作用，是中国政治实现所谓“超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老迷信：老年政治可以保证对于传统的全面继承，但也容易导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态。
清官迷信：清官迷信是民众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现，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以及对合理政治权利的自我放弃。
谶纬迷信：谶纬之隐秘，为皇权的合法性和帝制的法统提供了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理论依据，有时也成为下层群众反抗现世皇权的思想武器。

作为唐代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太原功臣这一群体在唐初的政治际遇，反映了武德时期的政治模式与权力关系。本书以这一群体为切入点，对晋阳起兵至李渊称帝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关系与唐初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梳理，并对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中古史研究中的理论命题有所回应。此外，有关太原功臣的历史叙事，是唐初修正建国模式、重新塑造开国史的重要文本，本书以此为个案，对唐初政治实践对历史观念与国史编纂的影响也略有分析。

我一生志愿，曰勉为读书明理之人而已。——张君劢
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家"，哲学对于他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收录张君劢最负盛名的三部代表作
《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义理学十讲纲要》
近现代著名思想家 与冯友兰 熊十力齐名 “新儒家”八大家之一
张君劢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世人 一名真正的儒者应当如何思考与生活
学术与现实的碰撞 历史与文化的共鸣
一代哲人思想精华的完整呈现
张君劢是一名学贯中西、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的哲人，也是“新儒家”八大家之一。《儒学与民族复兴》甄选了三部他最有代表性的小书编辑成册：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张君劢试图从对中、西、印三者文化的比较中去探求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他对身处后科玄论战时代的思想界与当时的中国局势作出了反思；《义理学十讲纲要》则是他在旅美期间关于义理之学的演讲，从中可以看出张君劢作为一名儒者对现实深厚关切的一面。

本书为作者最重要学术贡献，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他沿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思路，继续研究整个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官民关系，自成一说。著述显示作者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厚，视野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可视为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的奠基之作。

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其中，有些学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解析经济发展之谜，尤其是关注于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充当的角色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时，不难发现许多国家的政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有这么高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是如何解决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作为问题的？但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粗放型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差异、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如何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呢？本书从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治理视角出发，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政经条件和制度基础，提供了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司马氏家族与魏晋礼法之士的政治思想对魏晋官方儒学影响颇深，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却很少人关注。本书从思想理念、制度建设及政治斗争三个层面系统地分析该利益集团的政治思想，指出杂糅道、法之学的儒学思想主导了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思想特征，从而更为全面地揭示官方儒学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特点、演变过程与历史意义。

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严耕望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之研究，著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等多部专著及论文，惟未及著就一部完整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实乃学术界之憾事。
今严耕望先生的多位学生据收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之严先生的授课讲义，整理成这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可不谓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本书原稿虽为严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授课撰写的讲义，然已足见先生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思考与研究，亦是严先生唯一一部从上古至清代，完整论述中国政治制度的专著。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依时代为序，勾勒了中国古代国家的中央决策机构、行政机构、监察机构和军事机构，地方机构及其职任，以及官员的选任和管理，重点指出了各个时代官制的特点和变化。书末特附“官制释词”，均为书内未加详述者，与正文可配合使用。

台灣自19世紀末被滿清割讓給日本，尤其是自1945年戰後以來，長久歷史積累的省籍、族群、民族、國家統治問題，所觸及的人群分類、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歷史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分、文化建構、情感連帶等，都是自18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這些台灣或牽涉中國的具體經驗現象，以及它們涉及的理論觀點，正是本書各篇論文的研究重點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王赓武先生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也有一些，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因此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王赓武先生的研究还是第一部，因此具有首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