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志愿，曰勉为读书明理之人而已。——张君劢
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家"，哲学对于他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收录张君劢最负盛名的三部代表作
《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义理学十讲纲要》
近现代著名思想家 与冯友兰 熊十力齐名 “新儒家”八大家之一
张君劢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世人 一名真正的儒者应当如何思考与生活
学术与现实的碰撞 历史与文化的共鸣
一代哲人思想精华的完整呈现
张君劢是一名学贯中西、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的哲人，也是“新儒家”八大家之一。《儒学与民族复兴》甄选了三部他最有代表性的小书编辑成册：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张君劢试图从对中、西、印三者文化的比较中去探求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他对身处后科玄论战时代的思想界与当时的中国局势作出了反思；《义理学十讲纲要》则是他在旅美期间关于义理之学的演讲，从中可以看出张君劢作为一名儒者对现实深厚关切的一面。

本书在南宋至明代中期的长时段内，以徽州为代表区域，深入研究了理学在地方社会的传播、士商群体的形成以及宗族组织的出现，三者之间相生相成的历史。本书认为，明代徽州宗族社会的出现，根植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宋明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受王朝政治和地缘环境的影响，是理学价值观深入传播之下，士绅和商人等主导人群共同塑造的结果。本书采用了整体史的新视角，致力于重新梳理地方历史的发展脉络，探析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强调对方志、文集、谱牒等官私文献的综合利用，尤其注重在旧史料中开掘新内容，对人物传记和微观史实多有细致的考辨，兼具汉学研究的特色。

◎内容简介
★史迁其人的心灵传记，《史记》其作的信解详注，华夏文明的千年回望
全书以讲稿形式呈现，共六讲，六个角度剖析《史记》文本。继而以此为引，一路引向史迁其人——他的品、他的思、他的志、他“伟大而孤独的心灵”；一路引向《史记》其作，掸去历史积尘，凸显其作为心灵史、英 雄史、文明史、当代史、谏书的本质和价值。在此基础上，作者一气化三清：化身“人性”战士，请文王武帝下神坛，拉纣王始皇出鬼域，寻回了周公孔子的凡胎肉体，还华夏族一部“人”的历史；化身孤独心灵的知音，前追孔子项羽，后携木心尼采，回应司马迁那回响千年的孤绝心声；化身解牛庖丁，持史迁所铸英雄观与正义观两把牛刀，游刃于华夏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解离个性与教化、权力与道德、制度与正义的真相与纠葛。
◎编辑推荐
此书最大的亮点有三：
一、这是一部“为读者”的诚意之作，易读易懂易接受。全书以口述体写成，明快练达，节制使用术语，力避艰深理论，虽普通读者也可无障碍阅读；叙事说理皆以人性和常识为据，不穿凿附会，不故弄玄虚，使读者畅享思想探幽之乐，而免受云山雾罩之扰；不人云亦云，不顾左右而言其他，一字一词皆直抒胸臆，虽做道德文章，却无腐儒气与说教气，符合年轻读者的阅读口味，易被接受而化诗书为气华。
二、内容鲜活泼辣，言人所未言，金句迭出，新颖而有力。“孔子也不是什么儒家，孔子就是孔子，是个孤独者。”“纣王最后失败了，败了就败了，自己穿得工工整整，纵火自焚，与项羽一样，蛮有骨气的！”一句话足以开人眼界，一句话就能重塑认知。
三、以历史的长镜头，扫描典型个体生命，拼凑出华夏文明演进的动态图景，统观可拓宽眼界、澡雪精神，缕析可增长知识、锻炼思维。
◎学者推荐
复盘历史不但要有史料、史观和史识，还要有血性，这就是赵明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易中天
鲁迅说，读中国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但字缝里却只有两个字：“吃人”；然而，他却盛赞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为什么？读一读赵明君的《历史与正义》，你或许会恍然大悟。——邓晓芒

本书共分三篇，分别为上篇「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中篇「政治制序与经典诠释」及下篇「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制序」。上篇主要论述先秦至《大唐开元礼》中，各时代「礼」观念的转变及其意涵，中篇主要论述中国中古时期至隋朝间，各时代对「国家」、「君臣关系」、「罪」、「政治」、「文化」等观念的形成及其所构成的经典诠释，下篇则着重於中国、日本等，关於「东亚」世界的再省思。

《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力图从官方礼制体系的完善、庶民礼仪的修订、州县地方的礼仪规定和实际推行、礼法合流的影响、地方官的礼仪教化实践等几个方面，全面分析和论述唐宋时代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向及其影响，探究唐宋社会变迁的趋势特征及其内涵意义。 唐宋时期，官方礼制渐趋下移至地方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间，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皆有空前的提升。随着官方礼制的下移，地方社会风俗移易，士庶百姓开始被纳入礼法约束的范围之内，逐步实现了地方与中央、个人与国家在观念和行为两方面的渐趋一致，而此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则是，朝廷的控制力正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不断提高。

本书为刘东教授先秦理性主义三部曲的*部。
作者基于比较研究的独特视角，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强烈反衬下，潜回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作者在萨特哲学的现代起点，看到了*为类似先秦儒者所面临的初始思想。孔子那些使人如沐春风的教诲，竟是源自对于生命有限的悲恸自省，作者以天边的乌云为喻，肯定了儒家在现世悦乐的精神之外，更有对历史的不确定、人生的偶然与无常、天命的莫测与残酷的清醒判断，正是这种认识守住了中国文明的底线，延续至今。
作者许多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行解释，都循序进行了基于自家理解的评估。作者以“绝地天通”平衡了“天人合一”之说；以“认识优先”修正了“伦理本位”；提出了“儒杨互补”的命题，以补正以往的“儒道互补”之说；更以“内在而不超越”的判断，干脆否定了“内在超越”之说。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传习录》研究有两部重要著作，因各种原因，今天仍未有超过他们的著作问世，一部是陈荣捷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另一部就是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
陈著长于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主要《传习录》的评注，但对《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他文字与《传习录》中的思想观点有何关联，却未免有所疏略，即陈著的着力点在评注而不在于义理阐发。
邓著在《传习录》版本的把握以及在文字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然稍逊于陈著，但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作了统一之观察和考辨，这就为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其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
编辑推荐：
邓艾民先生的王阳明研究是80年代大陆王阳明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传习录注疏》即是放在今天，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
邓艾民是著名学者陈来先生的硕士导师，是其朱子、阳明研究的领路人。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指宋明时代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传统。从中唐开始，面对佛道二教的强势冲击，以韩愈为首的儒者开启了以重树儒家主体地位为目标的儒学复兴运动。至北宋，儒学复兴的思想自觉，落实在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一根本的时代课题上。基于这一思想自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都做出了杰出的哲学贡献，并在南宋被整合进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当中。本书详细介绍了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理学发展中的重要论题、人物及文化事件，展现了这一期儒学思想的蓬勃景象和精神气质。

《心体与性体(套装上中下册)》是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的代表作。该书以儒学三期发展划分学说为依据，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解析宋明理学，主要列举了宋明儒学当中的九个主要代表人物，即：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胡宏、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提出了著名的三系说，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应用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概念逻辑分解的方式，把他们分成了三系，即：胡宏和刘宗周为一系，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一系，程颐和朱熹为一系（其中周、张、大程开风气之先，尚未分组）。进而认为前两系为传统儒学正宗，程颐与朱熹自成一系，为儒学之歧出（这是该书问世三十多年里最受争议的地方）。通过这种分析，牟宗三阐述了相对于先秦开创的儒学，宋明儒学为什么被称为新儒学，它的创新之处在哪里，它对传统儒学的继承是什么，等等，重要的学术问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上树立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典范，把传统儒家思想提升到了现代哲学的层面，为当代新儒学构建了新颖的哲学理论体系和基础，《心体与性体(套装上中下册)》也因此被视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经典之作。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以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简与《大学》、《中庸》、《礼运》、《孟子》等传世文献相结合，对思孟学派的形成、演变、发展做了细致的考察，对思孟学派的特点、内容做了概括、总结。《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对竹简《五行》、《性自命出》、《内礼》等篇做了深入的解读，对《中庸》、《大学》、《礼运》、《大戴礼记》等传世文献的成书做了细致的考察，对先秦儒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天人关系、心性论、仁内义外、仁与孝的关系等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儒学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构想。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皇侃（488—545），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国子助教，著有《论语义疏》、《礼记讲疏》、《礼记义疏》、《孝经义疏》等，仅《论语义疏》存世。《论语义疏》成书于玄、佛思想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故儒家主旨中杂染着老庄玄学思想。此书代表了南北朝时期经学家诠释《论语》的最高水平，曾一度被奉为解经典范，对我们研究六朝经学和玄学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等经典著作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次整理，以日本武内义雄整理的怀德堂本为底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考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邢昺《论语注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相关典籍，力求做到标点规范、校勘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