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从宁夏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搬迁到玉泉营地区的移民们，从无到有地建设着他们的新家园，村干部马得福（黄轩 饰）操心着通电、灌溉用水等桩桩件件的问题，他足够努力，却不自信未来什么时候来。直到国家新的扶贫政策出台，福建对宁夏的扶贫事业进行对口援助，并建立了合作样板闽宁村，陈金山（郭京飞 饰）、凌一农（黄觉 饰）等一批优秀的福建干部、技术人员为闽宁镇洒下奋斗的汗水，帮助得福找到了未来的方向，白麦苗（黄尧 饰）、马得宝（白宇帆 饰）、李水花（热依扎 饰）等村里的年轻人也通过劳务输入、发展庭院经济等收获了自信。在发展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寻根与断根等问题不断突显，对于马喊水（张嘉益 饰）、白校长（祖峰 饰）、李大有（尤勇智 饰）这些上一辈的人们而言，挑战和转变也在不断发生着。从西海固走出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初心，他们没有断根，而是把根扎在了这片更肥沃的地方，互相扶持着走上了康庄大道。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故事发生在闭塞的山区之中，韩冲（王紫逸 饰）为了捕猎设置了炸药，哪知道这炸药没被动物踩到，却被同村的腊宏（余皑磊 饰）给踩了个正着。炸药爆炸了，腊宏身受重伤，最终不治身亡，留下了可怜的哑巴妻子（郎月婷 饰）和一双儿女。
经过全村人民的商议，韩冲决定赔钱将这件事情私聊，可是哑巴媳妇却似乎对赔偿的金额完全没有兴趣，整天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大家都认为，丈夫的死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打击过大，她疯了。无奈之下，韩冲只得背负起了照顾母子三人生活的责任，在此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哑巴媳妇的温柔可爱之处，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雪山下的放羊娃普杰是一个爱写诗的孩子，他在诗中写下自己纯真的想法与心事。然而在大山里，几乎所有的大人和小伙伴在听到普杰的诗后，都对他嗤之以鼻，嘲笑着他的诗歌梦，只有身边的羊群能听懂他的诗，用回应鼓励着他。当奶奶为了维持生计卖掉普杰珍视的羊，普杰该如何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山里的才华要如何才能被人看见……

超英翻盖新房 ，占义、树河前来帮忙，没想到树河却因意外车祸入院，司机肇事逃逸，超英和占义化身“平原侦探”，踏上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追凶之旅。

由于父母大都去南方城市打工，村中剩下的全是老人和儿童，小学教师易明堂（易志兵 饰）不忍这些孩子重蹈父辈的路，决定开办一所家庭幼儿园，教孩子们学文化，下岗的妻子（何伟欣 饰）当园长，初中生李响（谢媛 饰）当了老师。由于条件简陋，易明堂腾出家中祖宅做孩子们的活动场所。幼儿园开班后，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至，有的家庭连低廉的学费都交不起。陀陀因李响教育失当离园出走，李响很是内疚，她想报考师范学校系统地学习。秀秀的妈妈打工回来，女儿竟不认她，加之丈夫有了外遇，她伤心地离开了家乡。由于易明堂没有办学资质，乡里勒令他把幼儿园关闭。令易明堂心酸的是，这些留守儿童将来怎么办......

《黄河边的中国》是学者曹锦清1996年5月-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著作。该书记录了正在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作为一种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作者在努力描述中原乡村社会事实的同时，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益、情绪与态度。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该片由著名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焦波担任总导演，此前他的《俺爹俺娘》和《亲吻春天——俺和俺的地震孤儿》系列曾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俺爹俺娘》系列曾感动了无数儿女。
这一次《乡村里的中国》焦波仍然把镜头对准了其老家——山东淄博，不过拍的不再是自己出生的村庄，而是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影片以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环境保护、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诸多社会现实话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
焦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拍摄这部纪录片，他和他的摄制组在杓峪村里呆了整整373天：“村里一共有167户人家，我们去了之后是第168户。”而焦波的摄制组，除了他一个人年龄较大（接近60岁），其它四名主创的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所以我们这个片子展现的不仅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而且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去展现的，我相信也会受到年轻人喜欢。”
最373天时间里，《乡村里的中国》摄制组和当地村民一起吃、一起住，成了一家人拍摄了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最终剪辑出大约两个小时的精华。
曾多次执导央视春晚的金越认为，《乡村里的中国》直观鲜活地呈现了中国农民不同个体的喜怒哀乐、家庭关系和民俗民风，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影片结构充满张力，故事复杂，线索清晰，画面朴实，剪辑流畅，同期声音录制完美，“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1990年代末，初踏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白春梅（黄璐）急于帮父母分担重担，无奈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在她发愁之际，装扮成医药采购公司员工的人贩子向她伸来热情的双手，她随他们来到中国西北某个偏僻山村采购中药，结果一杯水喝下肚，她倒床昏睡。
醒来后，白春梅遍地不寻她的“医药公司同事”，检查身份证和钱包时，发现它们也一同消失，瞬间，她醒悟自己已被卖给当地人，苦苦哀求一番后，白雪梅明白重获尊严和自由的唯一方式是逃出去，她开始了一次次的出逃冒险，而该过程中，她渐渐知道能相信的人只有自己。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作者多年深入乡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史。在平静的讲述下，乡村中国正在惊心动魄地沦陷。
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二伯父死后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
在附录“艰难的‘重返’”中，作者梁鸿首度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当时写作中的困顿。在这篇文章中，梁鸿反思“梁庄”里描述的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个体：“不管乡村的生存条件如何恶劣，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梁鸿探寻“梁庄”写作中的真实限度：“我冒险塑造一种‘真实’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 梁鸿追问“我”是谁？“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行动者？还是一个写作者、一个思考者？……
也许最终所有的叩问都没有答案，但是，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
附赠精美小册子《我们能否理解故乡？》，编者选摘了部分重点知名媒体的评论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文章，以便读者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梁庄”。
不曾认识梁庄，或许我们就不曾认识乡村；不曾认识乡村，何以认识中国？乡土中国如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病”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