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九品官人法这一贯穿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的选官制度为研究对象，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准确描述了该制度在300多年间的发展、演变，揭示九品官人法与传统所认为的“九品中正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并以此为线索，将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职官制度与门阀制度整合在一起，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本书一经问世，即获得学界好评，荣获日本最高学术大奖“学士院奖”，成为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必读之作。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唐代最常见的几种基层文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全书共分七章。前五章分别探讨了校书郎、正字、县尉、参军、判司、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等若干种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则综合讨论这几种文官的共同课题，诸如俸钱、任期、办公时间与假期等，最后一章描绘出两幅唐代基层文官的“理念型”，可与史书所见真是唐史人物做比较。
本书虽为研究官制的专著，然征引了大量唐史人物作为例证，读来生动有趣，既可为研究唐代基层文官制度之工具书，又对理解唐代士人之仕宦生活大有助益。

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这种变动不仅涉及一些具体制度，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革。本书着眼于唐前期政治制度整体的发展变化，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在体制演进的视野下，重点论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官僚队伍的选拔机制、政务文书以及对文书进行具体操作的胥吏等。另外，还探讨了制度变化在法律体系及律令条文中的反映。

本书为《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二书的姊妹篇，分“文书性质与日常政务”“制度因革与政治理念”“地方军政与中央决策”“仪式空间与政治文化”“周边关系与内政措施”五个部分，对宋代政治史进行动态考察。诸文作者自过程和空间两个视角出发，关注政治史的演变“路径”，考察宋代政治史的不同议题，探索制度运行与人物活动的实态，以期丰富对于宋代历史的认识，从而让对古代历史的面貌，产生更加真切的了解。
本书自过程和空间两个视角出发，关注政治史的演变“路径”，考察宋代政治史的不同议题，探索制度运行与人物活动的实态，以期丰富对于宋代历史的认识，从而让对古代历史的面貌，产生更加真切的了解。

在整个古代官制史中，秦汉的官制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秦汉以前的官制，班固说是“夏、殷亡闻焉”。师古曰：“盲夏，殷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盖言其大数而无职号统属也。”①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毫无所闻，只不过无系统的记载罢了。而班固所说的 。周官则备矣”②，也不尽然，《周书》、《周礼》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总之，秦汉以前的官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秦汉以后在官制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一方面是“汉因循而不革”，即所谓的“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同时又是“颇有所改”。改变的地方实际上很多，本书中随处可见。“因循”当是就主要方面或者说主要精神
而言，从这方面说，不但是“汉承秦制”，在某种意义上秦汉宫制又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这就是秦汉宫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秦汉官制的特殊地位又是和秦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如果说，秦以前韵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作为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制度，放在世界史中去考察，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是秦朝开始，汉朝逐渐完善的。

本书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作者参考了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对古代官阶的研究模式进行了系统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线索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与概念。基于“品位—职位”视角，把官阶研究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分别讨论品秩的构成要素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品位结构的样式与间架，品位性官号和位阶运用规则等。进而由技术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的二重性出发，对中国古代官阶制的特点、品位结构变迁的重大线索和各个层面，提供了较全面的阐述。本书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以及认识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政治，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以两晋宗室制度为主题进行研究，课题选题视角新颖，对两晋宗室的管理制度和宗室成员的仕宦制度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提出了新的或独到的看法。并进一步对两晋宗室制度的渊源、变化以及与其他时代的区别以及宗室制度对两晋政治生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考察。

本书是孙国栋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研究唐代文官迁转情况的力作。唐代的文官制度旧史所述太疏略，尤其是职官迁转的情况，新旧《唐书·志》、《唐会要》、《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诸书几乎不着一字，只能在两《唐书》的列传中略窥辙迹。职官的迁转，与吏治的优劣关系密切，因此是文官制度研究中的不可忽略的方面。孙国栋先生通过对《旧唐书》列传的梳理，制作出唐代中央重要文官个人的官历表，然后以之与《新唐书》、《文苑英华》以及《全唐文》的碑、铭、墓表相比较研究，对唐代文官迁转问题作出了较的总结。该书资料翔实，分析精到，加上作者精心制作的各类统计图标，可谓唐代文官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书站在宏观的历史视角，以时局变迁下南宋官制异动为经，以宫廷画师的职官迁转、调度运作、画艺薪传为纬，剖析为何宋室南渡，朝廷无法复置如同北宋翰林图画院，省舍独立的实体画院。研究结果表明，南宋由“御前画师” “非御前画师”两大模式供职宫廷，为远绍唐代，汰换北宋，孕育元、明、清宫廷绘画机构运作机制的摇篮推动者。此一运作模式，在宋亡后不断转型，由御前画师蜕变为后世对南宋实体画院制度的想象。文字古典优美，视野宏阔而目光锐利，读之恍若置身南宋。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而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本书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权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本书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和俸禄制度4章。研究对象是汉唐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职官制度。对于这一时期中央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变为隋唐的三省制；一是从唐前期的三省制变为唐后期以及五代北宋前期的使职差遣制。着重对史学界讨论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使职制度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使然。而地方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郡县二级制变为魏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制；一是从隋及唐前期州县二级制变为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同样对史家着墨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划，都只须实行二级制，新增的第三级，主要是由监察区划演变而成，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

严耕望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之研究，著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等多部专著及论文，惟未及著就一部完整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实乃学术界之憾事。
今严耕望先生的多位学生据收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之严先生的授课讲义，整理成这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可不谓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本书原稿虽为严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授课撰写的讲义，然已足见先生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思考与研究，亦是严先生唯一一部从上古至清代，完整论述中国政治制度的专著。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唐代的五大类高层文官：宰相、词臣、史官、财臣、牧守，是唐代最接近皇帝皇权，最全面掌控国家财赋，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员。这些高层文官，在唐代经历了使职化的过程，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得以进一步扩张。
本书通过个案分析，试图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展现出级别的升迁或贬黜、职事的清要或边缘、俸禄的丰厚或微薄，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精) 本书系“杨宽著作系列”丛书之一种，第一次实证地、综合地阐明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历史。作者熟练运用文献资料，并结合遗迹的调查报告和考古材料，清晰地勾勒了都城制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及其特点，从而提出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发展与礼制及政治史、经济史的演进息息相关的全新观点。

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视角,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生机;丰富的学养和精妙的取向,才能在论述重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本书是汉学大师杨联升先生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关于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的系列论文之结集,也是杨联升先生厚积而薄发的学术结晶.全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而平易流畅的文字使本书在极具学术价值的同时,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依时代为序，勾勒了中国古代国家的中央决策机构、行政机构、监察机构和军事机构，地方机构及其职任，以及官员的选任和管理，重点指出了各个时代官制的特点和变化。书末特附“官制释词”，均为书内未加详述者，与正文可配合使用。

本书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在宋元以前部分没有作全面的铺叙，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有重点地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其他有关论著重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时期史料很不充分，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对全面的情况很难做到准确的描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在明的部分对有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在清朝部分则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以期读者通过这一部分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有一个比较更加具体的了解。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