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唐代最常见的几种基层文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全书共分七章。前五章分别探讨了校书郎、正字、县尉、参军、判司、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等若干种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则综合讨论这几种文官的共同课题，诸如俸钱、任期、办公时间与假期等，最后一章描绘出两幅唐代基层文官的“理念型”，可与史书所见真是唐史人物做比较。
本书虽为研究官制的专著，然征引了大量唐史人物作为例证，读来生动有趣，既可为研究唐代基层文官制度之工具书，又对理解唐代士人之仕宦生活大有助益。

本书从春秋四季的起居行止、时令佳节的传统习俗，到饮茶、下棋、旅行、运动乃至动物保护、娱乐八卦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描绘出一幅趣意盎然的唐人生活画卷，让严肃枯燥的历史变得亲切可感，伴随读者重返盛唐，拾摭一千年前的光影与红叶。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

韩理洲主编的《全唐文诏敕考辨》以清编《全唐文》为底本，参照相关文献典籍，对其诏敕部分逐篇编年、考辨，究其错讹，补其缺漏，旨在对唐代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有所助益。全书共分为初唐诏敕考辨、盛唐诏敕考辨、中唐诏敕考辨、晚唐诏敕考辨四个部分。

本书是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出发，首次对唐代的宗教信仰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涉及到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法制史、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层面。但本书并不是章节体的面面俱到的通史，而是由主编构思出整体框架，由每个学者贡献其最有心得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份量的跨学科的唐代研究论文集，代表了目前研究唐代宗教史和唐代社会史的最前沿水平。

公元618年，在华夏历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的唐帝国建立。帝国建立不久，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同胞兄弟，如愿坐上皇帝宝座。为了向父亲展现孝道，唐高宗在长安城东北方向主持修建大明宫，以作太上皇避暑的离宫。公元664年，雄壮巍峨的大明宫落成，它占地五千多亩，相当于五百个足球场大小。从唐太宗开始，这座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在222年的岁月里见证了唐王朝的起伏兴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大唐最值得称道的荣耀顶点，而安史之乱、甘露之变、黄巢起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则接二连三在帝国的肌体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血型伤疤。
战火和尘埃带走了幻灭盛景，而今的人们只能从半埋泥土中的断井残垣遥想纵隔千年的盛世繁华……

身處困境的唐代士人，習從選士制內部道德環節的失落，理解當代士風變化。他們認為士風惡化，「非受性如此」，而是「制法守度使之然」。本書循著唐人觀點，以「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為主軸，將唐代士人的認識、選擇與行動置於宏觀的政治體系下，進行制度與政治史的考察，以期掌握士人群體的動向。
本書從古代「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演變，檢視隋代「五服之內，政決王朝」的國制變動，探究制度變遷下士人性質和處境的變化。身處「士人—鄉里」關係斷裂下的唐代士人，面對「士不飾行」的士風惡化現象，如何重構「為士之道」，強化「士—民」關係；面對鄉里內部「民弱而愚」的變化，如何探求「為政之道」，實踐士人富而教之的淑世職能。

唐代的五大类高层文官：宰相、词臣、史官、财臣、牧守，是唐代最接近皇帝皇权，最全面掌控国家财赋，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员。这些高层文官，在唐代经历了使职化的过程，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得以进一步扩张。
本书通过个案分析，试图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展现出级别的升迁或贬黜、职事的清要或边缘、俸禄的丰厚或微薄，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该书研究的时间框架大体以唐为主，延伸到五代和宋，空间框架以唐长安为中心，以洛阳为辅，以两宋都城开封和临安作为参照，寻访从唐初到南宋五六百年间的都城经济社会变化的点与线。主要围绕对唐宋都城社会变迁的思考、对都城空间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对都城经济社会的影响、审视市场与都城社会的新视角、笔记小说与城市社会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This study aims to engage the textual realities of medieval literatur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material lives of poems during the Tang, from their initial oral or written instantiation through their often lengthy and twisted paths of circulation. Tang poems exist today in stable written forms assumed to reflect their creators' original intent. Yet Tang poetic culture was based on hand-copied manuscripts and oral performance. We have almost no access to this poetry as it was experienced by contemporaries. This is no trivial matter, the author argues.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how Tang people composed, experienced, and transmitted this poetry, we miss something fundamental about the roles of memory and copying in 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as well as readers' dyna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exts. We learn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poems when we examine them, not as literary works transcending any particular physical form, but as objects with distinct physical attributes, visual and sonic. The attitudes of the Tang audience toward the stability of texts matter as well. Understanding Tang poetry requires acknowledging that Tang literary culture accepted the conscious revision of these works by authors, readers, and transmitters.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ISBN：9787532612789，作者：吴宗国主编

在作者看来，20世纪大量新出土中古中国时期的文本和图像材料，如果把它们放在亚洲的范围，进而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那么，隋唐时期呈现的中国文化面貌，显而易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对之进行考察的视阈既不能限于长安洛阳，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镇为重点的西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成就了唐代的辉煌。渊源于西亚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残片和来自西亚的祆教性质的图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对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细节表述。本辑所收文章是一些个案研究，用意在于追寻中古时代欧亚之间的内陆交通往来，并探讨中古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影响。

《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继《魏晋南北朝史》之后又一部经典力作。全书分上下两册，共百余万字。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尤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为同类著作所不及。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唐才子傅校箋》以日茂元刊十卷本为底本，校以日藏五山本、正保本、《佚存叢书》本以及《四库全书》本、三间草堂本、《指海》本等海内外世傅版本、校订精審，堪稱定本。箋證的重点在探索史料来源、纠正史實错误、補考原书未伯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備的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诗文创作、作品流会心等基本史料来龙去脉、是非真假的逐條考證，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
本书是中国二十多位唐代文史学者多年協作研究的结晶，集中代表了世纪唐代诗人群體研究的最高成就。

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可知者有130多种，而今存世者不过十几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了《唐人选唐诗十种》，对唐诗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93年，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三位学者在过去30多年中国唐诗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选整理了一部《唐人选唐诗新编》，共13种，补辑新材料、改换好版本，体现了当时唐诗研究的水准，受到学术界认可。又将近20年过去，此次拟推出新版增订本，仍请原先三位编者在之前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来为研究者提供更完整、更高质量的唐人选唐诗文本。

清代官修的唐五代的文章总集。一千卷。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百余人参加编纂。共收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每一位作者都附有小传。编次以唐及五代诸帝居首，其次是后妃、诸王、公主，再次为各朝作者、释道、闺秀，宦官、四裔附编书末。清宫原藏有《唐文》稿本一百六十册(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其编者为陈邦彦)，清仁宗认为它“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于是下令重编。该书即在这一稿本基础上，用《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补其缺略，又从《永乐大典》辑录了唐文的单篇残段，并旁采他书和金石资料编校而成。它汇集了唐朝及五代的文章，为学者查阅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该书在编纂、考订上还有不少缺点，包括文章漏收、误收、重出，作者弄错，题目和正文的讹脱，小传记事不确，采用的书不注出处等等。清劳格和现代学者岑仲勉在读本书的《札记》中(见劳著《读书杂识》、岑著《唐人行第录》)曾举出上述问题约四五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