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唐代最常见的几种基层文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全书共分七章。前五章分别探讨了校书郎、正字、县尉、参军、判司、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等若干种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则综合讨论这几种文官的共同课题，诸如俸钱、任期、办公时间与假期等，最后一章描绘出两幅唐代基层文官的“理念型”，可与史书所见真是唐史人物做比较。
本书虽为研究官制的专著，然征引了大量唐史人物作为例证，读来生动有趣，既可为研究唐代基层文官制度之工具书，又对理解唐代士人之仕宦生活大有助益。

品大唐王朝三百年荣辱盛衰，看军事外交如何决定帝国兴亡成败
◎ 编辑推荐
☆国际知名唐史专家王贞平教授精彩解读大唐三百年军事外交，全面剖析决定国运盛衰、霸权更替的核心因素
☆唐代外交的实质是什么？强敌环伺之下，李渊、李世民如何通过韬光养晦之策使唐朝迅速崛起？灭突厥、征高句丽、平西域，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明智的外交策略如何奠定大唐盛世？
◎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唐史学者王贞平教授关于唐代军事外交的专著。这部著作旁征博引，将“多极”亚洲中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的“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娓娓道来，并对唐朝对外关系的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体系，以及“德”“义”在对外政策思想中的作用做了精辟独到的分析。
◎ 名人推荐
这是一部我们将来很久也不会再看到的唐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它试图重新界定我们对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认识，既不颂扬朝贡制度，也不把它当成对韦斯特伐利亚原则的有意冒犯而不屑一顾。目前学术界正投入极大精力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以解读最近几个世纪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王贞平教授的研究方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本书以引人入胜的笔法，描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和地域。
——卜正民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史》主编
王贞平的著作表现出了令人称羡的学术洞察力。它从“多极”这个概念入手，帮助读者摆脱‘对外关系即朝贡’这个单调的理论模式。作者运用多极、相互依存、软实力、硬实力等世界历史的术语、概念，论述了唐与多个周边国家、政体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的认识。
——郭颖颐，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作者
王贞平的新专著是对唐与四邻关系的全面而有益的研究。这本翔实的著作将成为唐史学者的必备参考书，研究其他朝代的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本书方便地对了解唐代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
——谭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作者
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为建立一个深入理解唐朝对外关系的新框架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提出的“双重管理体系”和“合宜性”都值得专书讨论。
——史怀梅，伯明翰大学教授，《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作者

◆入选 豆瓣·2019年外国文学非小说类年度十佳
◆编辑推荐
有关汉语诗歌翻译的经典之作。
当今昔皆为汉语的一首诗，变成一首英语诗、一首西语诗、一首法语诗，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发生呢？
伟大的诗歌正是在不断的变形、不断的翻译之境中活着：诗作死于穷途末路。
◆名家推荐
温伯格如同一位古中国的琴师，在山间，寂寞地调音、眺望世间 。
——北岛
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本书是最经典的标本。艾略特.温伯格让我们眼界大开。不同语言、不同思维方式所构造出的文化差异令人深叹翻译之难。但有意义的翻译总会带给我们诸多启发。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完成自己的方式超出我们的想象。
——西川
◆内容简介
温伯格逐一检点了王维的《鹿柴》这首五言绝句的十九种以及更多种译本。在这段文本的细读之旅中，一面在翻译的横向上挪移，一面在诗的纵向上深入，向我们展示翻译的艺术、存心的得失，展示诗的幽微迷人、难以把捉。当然，也展示了汉语以及英语、法语、德语、西语等每种语言的质地、特色，以及运用。
一部简短而深美的经典小册。
对所有喜欢汉语、英语，喜欢翻译、喜欢诗的人来说，将开启一段迷人的短旅，尤其对于那些爱诗的人，更将如此。而那些在古典诗歌与当代诗歌两地犹疑，甚至把彼此划为敌对阵营并投戈相向的人，也许，会在这次短旅中温和地走向彼此，走向更远。
◆媒体推荐
温伯格对文字的敏感以及清晰思考的天赋在本书处处可见……渊博而迷人……
——《纽约书评》
……有关翻译最好的一个微型读本……同样最有趣、最渴切。
——《巴黎评论》
任何一个对翻译感兴趣的人都不可错过的一次阅读。
——Complete Review

书稿原在《广州日报》上以"解密何家村"为题连载。主要围绕1970年西安碑林出土的金银器窖藏展开。何家村窖藏共出土1000多件，分别藏在2个大陶瓮和1个银罐中，材质包括金、银、玉、陶等，做工精细，造型美轮美奂，艺术价值极高，多为唐皇室的日常用品。2004年5月，何家村遗宝中的65件（组）精品在北大首次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杨贵妃佩戴的"香囊"、风流天子唐玄宗的舞马、神秘的"金开元通宝"等。对于何家村遗宝的埋藏之谜、65件（组）器物背后隐藏的故事，齐东方以"解谜"的语气，一一道来。

本书在继承传统人文科学方法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竭力关注当代学术界所思考的问题：从心史方法到图像学方法，从“文本”的解读到“意义”的解释；从道释相激中，探讨中国超载智慧的追寻；从“变文”“令舞”“傩礼”的新解中，探讨雅俗文化的互动。正是通过敦煌这个人类历史中少见的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窗口，提示盛唐前后中国民族在一个强盛时期的博大情怀、青春心态和超载智慧。

“东亚”正如“亚洲”一样，是一种来自外部建构的概念，中国古代与“东亚”概念最为接近的一个词是“海东”。大唐作为一个巨型政治体，其与周边世界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了半部全球史。处于极东位置的东亚诸国，背靠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其主要甚至唯一的面向就是唐朝，这就构成了唐朝与东亚的关系。

本书是孙国栋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研究唐代文官迁转情况的力作。唐代的文官制度旧史所述太疏略，尤其是职官迁转的情况，新旧《唐书·志》、《唐会要》、《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诸书几乎不着一字，只能在两《唐书》的列传中略窥辙迹。职官的迁转，与吏治的优劣关系密切，因此是文官制度研究中的不可忽略的方面。孙国栋先生通过对《旧唐书》列传的梳理，制作出唐代中央重要文官个人的官历表，然后以之与《新唐书》、《文苑英华》以及《全唐文》的碑、铭、墓表相比较研究，对唐代文官迁转问题作出了较的总结。该书资料翔实，分析精到，加上作者精心制作的各类统计图标，可谓唐代文官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

科举之名始于宋代。唐代贡举制度宋以后也习称为科举，因为它已具备了科举制的最基本的特征，故本书亦以科举名之。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本书十年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现经作者修订出版。

本书是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出发，首次对唐代的宗教信仰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涉及到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法制史、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层面。但本书并不是章节体的面面俱到的通史，而是由主编构思出整体框架，由每个学者贡献其最有心得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份量的跨学科的唐代研究论文集，代表了目前研究唐代宗教史和唐代社会史的最前沿水平。

《大唐西域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历来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文化游记。前二部堪称记录佛学东渐的姊妹篇。 从《大唐西域记》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时间间隔近两百年。中、日两国的先人，就像跑接力棒一样，共同完成了这样一场文化接力。两次赛棒的交接，似乎都含有某种文化拯救的意义——玄奘去印度求法时，正是佛教在印度即将走向衰颓之际；而圆仁来大唐求法，也恰遇武宗毁佛的“会昌法难”之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拯救与弘扬，最终靠的都是人的坚韧信心。他们怀着信心上路，用信心接过赛棒，而那棒端始终燃着一炷明亮的文化焰火，生生不息。——这火的种子，就是佛学佛心。 在国人热切呼唤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今天，相信这桩千年之前的文化接力事件，将对我们有特殊的启发。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第一
开成三年六月—开成四年四月十八日
渡海来华—海陵县—扬州—楚州—海州
卷第二
开成四年四月十九日—开成五年五月十六日
登州赤山—青州—贝州—赵州—镇州—五台山
卷第三
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会昌三年五月
五台山—并州—汾州—晋州—蒲州—同州—长安
卷第四
会昌三年六月三日—大中元年十二月
长安—洛阳—郑州—汴州—泗州—楚州—海州—密州—登州—文登县—渡海归国
行历抄

徐连达，1931年生。浙江省临海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专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及隋唐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著有《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为已故陈守实教授整理《中国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吴浩坤、赵克尧合编《中国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及《中华名著要籍精诠·社会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

Scholar-officials of late medieval China were not only enthusiastic in amateur storytelling, but also showed unprecedented interest in recording stories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literati life. These stories appeared in diverse forms, including narrative poems, "tales of the marvelous," "records of the strange," historical miscellanies, and transformation texts. Through storytelling, literati explored their own changing place in a society that was making its final transition from hereditary aristocracy to a meritocracy ostensibly open to all. Literati Storytelling shows how these writings offer crucial insights into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Chinese elite, which monopolized literacy, social presti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mperial China.

《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从唐代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内容——礼制制度层面的描述入手，以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考证分析，深入文人的精神世界和由此生发的文学领域，较清晰地呈现了礼制、文人、文学在历史时间脉络里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作者还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对吉、宾、军、嘉、凶五礼制度下唐代郊祀、封禅、挽歌、朝贺、巡狩诸礼的历史源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演化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洞微烛幽的考察，关注到礼制文化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多维价值。并以杜甫的“三大礼赋”、敦煌书仪《甘棠集》为个案，分别对唐代文学中所体现的礼制和作为文学的礼制作出了独到的阐释。《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实证相结合，学术史的反思与问题意识并重，既有唐代礼制与文学关系的总体考察，又有从五礼角度进行的系列专题研究，从而为唐代文学研究展开了面向礼仪制度的一章，为唐代制度与文学、唐代文化与文学这一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例证。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ISBN：9787532612789，作者：吴宗国主编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王赓武先生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也有一些，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因此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王赓武先生的研究还是第一部，因此具有首创之功。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初学记》，三十卷，是唐人撰修的一部类书。唐玄宗为方便他的儿子学诗作文时引用典故和检查事类，而命集贤院学士徐坚、张说等编辑此部类书。这是一部以知识为重点的类书，既有豊富知识，又便于临文检查。因其目的主要是为因应皇子们初学诗文的需要而编辑，所以取名《初学记》。全书共分２３部，３１３个子目，每个子目内部又分「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内容豊富，包罗万象。而且此书与其它类书不同的是，其它类书只把材料按类摘抄，条与条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仅仅是资料的汇编。而此书则经过精心编撰。把类事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章，其体例更近似现代的百科全书，其知识性非常高，故被视为评价较高的一部类书。
目录：
《初学记》卷一·天部上
《初学记》卷二·天部下
《初学记》卷三·岁时部上
《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
《初学记》卷五·地部上
《初学记》卷六·地部中
《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
《初学记》卷九·帝王部
《初学记》卷十·中宫部
《初学记》卷十·储宫部
《初学记》卷十·帝戚部
《初学记》卷十一·职官部上
《初学记》卷十二·职官部下
《初学记》卷十三·礼部上
《初学记》卷十四·礼部下
《初学记》卷十五·乐部上
《初学记》卷十六·乐部下
《初学记》卷十七·人部上
《初学记》卷十八·人部中
《初学记》卷十九·人部下
《初学记》卷二十·政理部
《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
《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
《初学记》卷二十三·道释部
《初学记》卷二十四·居处部
《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
《初学记》卷二十六·器物部
《初学记》卷二十七·宝器部
《初学记》卷二十七·草部（附）
《初学记》卷二十八·木部
《初学记》卷二十九·兽部
《初学记》卷三十·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