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司马小松”的黄易（1744—1802），不仅是书法、篆刻和绘画上成就卓越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清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之一。黄易的访碑、拓碑活动，在嘉祥重新发现并就地复建武梁祠；其首屈一指的拓本征集并通过刊布、题跋等等，三十年间，积五千件拓本的收藏，使得他成为乾嘉金石学中最为活跃的关键人物，为后人留下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与《小蓬莱阁金石目》等著作。
本书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入手，展开对乾嘉金石活动的生动记述。在“金石亦时尚”的潮流中，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各以友朋的身份纷纷登场。
作者以清代金石学家黄易为中心，围绕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的经典化策略，以及金石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重构了乾嘉金石学的社会生态样貌。
封扉书名题字为黄易手迹；封底印章为邓石如铁笔。

In this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rhetoric, narrative patterns, and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the Zuozhuan and Guoyu, David Schaberg reads these two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anecdotes as traces of a historiographical practice that flourished around the 4th century BCE among the followers of Confucius. He contends that the coherent view of early China found in these texts is an effect of their origins and the habits of reading they impose. Rather than being totally accurate accounts, they represent the efforts of a group of officials and ministers to argue for a moralis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ent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d for their own value as skilled interpreters of events and advisers to the rulers of the day.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般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1928年开始的安阳发掘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度夸大安阳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这些都是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发现、技术和理论长期以来都未得到重视，《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其命名为中国考古学的“暗流”传统，予以阐发。
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呈现为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即使在安阳，也存在中央与地方、科学发掘与寻宝盗掘、本国与他国在发现、保管和阐释上的冲突与斗争。史语所在安阳之外尚有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和发掘。史语所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尝试在不同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甚至发展不同类型的考古学。传统上的四裔地区在建构乡土历史的过程中可能衍生出具有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具有人类学和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也暗伏于特定的研究主题中。非科学发掘和古物流通既往被贬抑为缺乏科学价值，甚至是具有政治不正确性的活动，但不乏资料和方法价值。此外，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也有少数得到不同学术传统共同关注的课题。最后，西方考古学史、类型和发掘方法如何被译介到中国，如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值得讨论。《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是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上揭示1949年之前的多元全景的首次尝试。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问题。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止步于按照年代关系排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交往，而应该展示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上范式的形成和转型。

《近代史家批判》为“近代历史学之父”兰克的代表作。在书中，兰克系统批判了自圭恰尔迪尼和马基雅维利以降欧洲诸国的史家和史著，对有关近代历史的著作的性质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鉴定。在此基础上，全面展示了运用和辨别史料、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
本书为三卷本“兰克史学文选”第二部，原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副卷，但在出版后，实际上成为兰克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甚至有评论家称：“对现代历史学家的批判所做的贡献，是兰克先生的工作中最杰出的部分。”无论是理解兰克的学说，还是研究建基于他之上的西方近代历史学的滥觞及流变，本书都是一本绕不开的名著。
“历史的观念译丛”丛书主编耶尔恩·吕森教授和斯特凡·约尔丹教授为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系统评述兰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为读者了解兰克提供了方便。

本书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李零先生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研究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和章炳麟五位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国学大师的国学思想，论述了中国近代国学的演变历程、特定内容和核心话题，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发展的精髓。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汉书艺文志是当时公家藏书的分类目绿，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盼一部文献目录。我们讲中困目绿学须从这裹开始；讲中国目录学史，也必须从这裹开始。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古时，以易、诗、书、台、乐、春秋六者之术为六艺；文，指文百家之说而言。颇名思义，此志盖为包括六艺百家文献的总目绿。其内容分为：六羹、诸子、诗赋、兵害、敷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封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都作了简明的叙述。

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
臺灣第一本全面談論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的專書
在時間推移下，歷史學研究也隨著時代背景而發展出與前一個世代截然不同的研究趨勢，《當代歷史學新趨勢》內容著重於目前史學研究的熱門與前瞻議題，使讀者更能領略史學研究趨勢如何隨時代背景演變。
當前的歷史學趨勢可歸類為全球視野、帝國與國家、跨文化交流、環境與歷史、「科學、技術與醫療」、情感、歷史記憶、「閱讀、書籍與出版文化」、大眾史學、新史料與歷史書寫。《當代歷史學新趨勢》內容既含括最新的研究趨勢，也有過去十幾年來的數個重要課題的新發展，像是性別史、思想史、科學史。
除了以當前的前瞻與熱門課題為主，《當代歷史學新趨勢》另一特色就是凸顯當代青年學者的觀點。雖然參與撰寫的作者橫跨老中青三代，但主要以剛投入歷史學術社群擔任副教授、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者居多，希望能透過這些新興研究者的學術觀點，完整地反映出當代史學研究趨勢的走向與變化。

本书是一部译著。原书《中国史研究入门》，是以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为主的一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集体编著的。1983年9月由日本山川出版社出版。书自先秦迄于当代，近百万字。现翻译介绍给国内史学界，特别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青年学生。从渊源来说，史学入门之类的书籍国内早已有之，诸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即是。但这种旧日的入门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史料学、志志学而已。与此不同，《中国史研究入门》一书的编著体例、结构乃至内容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本书由四篇讲稿及两篇相关的附录文章组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梳理，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思想，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现象。这些思想的“低音”，事实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和各种不同路径的思考，并且始终不绝如缕地在主流话语的覆盖下存在。如何认识及理解它们，正是作者检讨反思的中心内容。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本书编者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精心选取了20世纪最具影响的疑古与走出疑古思潮的部分有代表性的文字,收录了近30篇文章,既有学术论文,又有名家访谈。分为疑古论说、走出疑古、观点争鸣、出土文献与古史重构等四大部分。这些文字都将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细致梳理出这两股学术思潮的来龙去脉以及学术界的不同声音,可视为一部浓缩版的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思潮的备忘录,也是研究20世纪思潮史、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收录了古典史学史名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论古代与近代历史学的21篇文章。在书中，莫米利亚诺不仅深入解读了希腊、罗马、犹太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重要史家，如塔西陀、波利比乌斯；还重点探讨了晚近的数位史家，如维科和克罗齐。这些文章旁征博引、论述精辟、收放自如，无论在论述的深度还是题材的广度上，都不同凡响。
莫米利亚诺的高足、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导读。
莫米利亚诺不愧为一位深刻而富有开创性的学者。他亲自挑选了收入本书的论文。在这本书中，读者会找到这位人文主义大师最好的介绍。——安东尼·格拉夫敦
莫米利亚诺是最杰出的学者，在对古代世界历史写作的研究上，无能出其右者。——唐纳德·卡甘
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研究领域，几乎没人比本书作者更有资格展开讨论。——《泰晤士报文艺增刊》
这些论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莫米利亚诺本人完美地集古物研究者与哲人于一身。——《古典评论》
清晰有力、意义深远的洞见在书中俯拾皆是。最令人难忘的是，莫米利亚诺以广博的学识，引导我们分辨过往的史学家中，哪些是轻率的哗众取宠之辈，哪些做出了真正扎实而深刻的学术成就。——《美国历史评论》

两个半世纪以来，全球的历史写作和学术研究是否经历了一个西方化的过程？
基于自身的传统，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学家如何对西方的影响进行采纳或予以抵制？
本书试图解答上述两个问题。这是第一本采用比较眼光和全球视角的史学史著作，不仅研究了西方的史学流变，也考察了亚洲和中东悠久的史学传统，以及从拉丁美洲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等非西方世界更地方化的史学发展。
以考察18世纪末尚未受到西方影响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思想和写作传统为起点，本书继而对通过贸易和帝国扩张而开始输出的西方历史观念产生的作用，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职业化历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在全球的兴起进行了剖析。作者提出，其间所发生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吸收”过程，而是与各地悠久的知识和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而且往往是出于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考虑，例如民族主义。最后，本书转而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向西方史学的“客观性”和“进步”范式提出的双重挑战，并批判性地考察了这场挑战对历史学家的信念——以忠实地展现过去为使命——将造成多大的破坏。
人们往往将历史编纂的历史视为西方独有的创造，但这样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本新书是个重大的贡献，有助于我们从全球的角度理解近现代历史写作的发展。
——Dr. Daniel Woolf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本书内容广大博识，立场客观公正，意在建构跨国联系，将有利于活跃和丰富当代的史学争论，是一项真正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Dr. Dipesh Chakrabarty
美国芝加哥大学

有一些著名作家的著作，由于出版了廉价本而获得了许多新读者，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也排入这些作家的名单，我深感荣幸。我希望：有些读者能阅读我的书而获得某种愉快，象五十年前我在编写它时所曾感到的那样。在我的著作中，《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主要因为它论述了一个具有无限趣味的题目——文化的全部戏剧性故事。正如波普所说的那样，“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
一个八十多岁的历史学家能够以十分满意的心情来回顾各个学术研究部门在他的一生中所取得的进步。与我读书时的那些遥远日子相比，我们今天能以更广泛的知识、更清晰的见解、更冷静的头脑，来综述人类进化的过程和全部人类经验。现在，一般的学术标准确实较前提高。我们已经不那么过于自信，不那么受偏见的支配，而且不那么容易作出似是而非的概括性论断。我们的崇高理想和首要责任，是要不辜负我们读者的无限信任。兰克有一句不朽的名言：“编纂历史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如果有人要我起草历史学家的“十诫”，我将首先写道“不要忘记你们对读者的道义上的责任”。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由血肉之躯构成的人，而且作者的个性将始终隐约地流露在字里行间，但我们必须竭力保持公平，尽量了解遥远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那些我们所未曾具有的思想意识。凡是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根据某一作家或某一本书来论断象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革命这类有争议的题，因为在涉及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情感的某些领域内，要想取得完全一致，未免奢求。我所要求的也只在于：学者们不要把他们看成是竞技场上的斗士，在各自的支持者喝采声中进行搏斗；而应该认为他们是一心一意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兄弟。在本书所述的许多历史学家中，各人在什么程度上已达到或接近于这个崇高目标，让读者自行判断吧。
人们时常谈到“历史的结论”、“历史哲学”、“历史科学”。但没有一致同意的结论，只有个别的结论；没有一致同意的哲学，只有互相矛盾的思想意识的混合；没有一致同意的科学，只有各种科学方法的应用。我们继续在热烈而又永不停止地探求真理，但斯芬克斯仍然对着我们微笑不肯吐露她的秘密。对于我们研究人类历史中所提出的各个问题，现在或将来会有最后的答案吗，如果有的话，它们还没有被找到。
G．P．古奇
1958年4月

灯塔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导 论 近时的历史研究
1952年以来的历史研究
第一章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
第二章 尼布尔
第三章 沃尔夫、博克和奥特弗里德·缪勒
第四章 艾希霍恩、萨维尼和雅各布·格林
第五章 德意志史料集成
第六章 兰克
第七章 兰克的批评者和门生
第八章 普鲁土学派
第九章 法国浪漫主义学派
第十章 法国政治学派——基佐、米涅、梯也尔
第十一章 法国的中世纪时代和旧制度
第十二章 法国大革命
第十三章 拿破仑
第十四章 哈兰和麦考莱
第十五章 提尔华尔、格罗脱和亚诺尔
第十六章 卡莱尔与弗劳德
第十七章 牛津学派
第十八章 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
第十九章 阿克顿和梅特兰
第二十章 美国
第二十一章 诸小国
第二十二章 古代东方
第二十三章 希腊和拜占庭
第二十四章 蒙森和罗马史研究
第二十五章 犹太人和基督教会
第二十六章 天主教史学
第二十七章 文明史
索 引
编后记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前言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本书是那体慧所撰汉文佛教文献方面论文的结集，收录了包括《〈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谁作了〈大明度经〉（T225）——证据上的一次重新考察》等那氏著述，很好地代表了那体慧的学术成就，可供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那氏的学术思想。本书译者在序言里介绍了那体慧学术研究的经历，读者 可从中了解那氏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该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征引史料千余种，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新版修订历时数载，增补十五万字，几乎每章每节都有增订。
本书以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对清代学术史做了开创性的探讨。首先论述清代学人游幕的演变轨迹，勾画其兴衰的脉络和特点。进而以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清代幕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标准，选择了徐乾学、李光地、张伯行、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阮元、曾国藩、张之洞等十四个重要学人幕府从事个案研究，分析了这些幕府的形成与发展、各自的特点、活动与学术成就等。最后探讨学人幕府与学术的交流传播、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和幕府的大型学术工程，指出幕府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幕府内宾主与宾僚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和学术争论，以及幕主主持、组织的大型学术工程等，对清代学术的兴盛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由学人游幕这一社会性活动的角度对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兴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