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之前，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如果百年之前的情况是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的新材料将引出新的研究问题，今天的情况则是经多几代学人的积累，基础性调查和材料整理已相当充盈，需要更多以研究中产生的新问题带动对材料的再发掘。巫鸿的这部新作通过“空间”这一角度，调动读者自身经验，从敦煌城一路向西，来到凿有数千洞窟的鸣沙山；面对扑面而来的崖壁展开历史想象，并以人的身体为尺度，进入不同时期的洞窟空间，感受洞窟的功能、性质和参观方式的明显变化。在洞窟中，身体参与感知雕塑和系列壁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目光视线落在单幅画面上，进入画面内部空间，完成精神层面的观看意义。因此，书中虽然广泛借助和征引了关于敦煌研究的原始材料，却试图从新的层面显示它们的意义，激发读者调动自己的身体和眼睛，在阅读中开启一趟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之旅。

敦煌研究院出品，包含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县榆林窟、东千佛洞和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的主要石窟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十六国北凉时期（421）到元代时期（1386），每幅图片配有文字说明，是欣赏莫高窟艺术很好的参考导读。此书仅在当地由敦煌研究院出售，不公开发行。

这部由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携回的王玠《金刚经》产生于公元868年，它是目前世界纪年最早的印刷书籍，现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英国著名汉学家吴芳思和英国国家博物馆修复部主任马克·伯纳德，在本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关于发现、转移和修复经过，更在中国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等 更广泛的背景下，为我们呈现了印刷这部《金刚经》的纸张、油墨乃至印刷工序等种种珍贵的历史资料。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历时近40年（1972—2010），终于使这部破烂不堪的《金刚经》印本恢复至近乎诞生时的模样。
本书以客观、冷静、真挚的笔触，并配与珍贵的插图，从人文、历史的广阔视角，涵盖中亚考古、佛教典籍、印刷工艺、文物修复等多领域知识，叙述了这部王玠《金刚经》印本重见天日的完整过程。

本书在继承传统人文科学方法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竭力关注当代学术界所思考的问题：从心史方法到图像学方法，从“文本”的解读到“意义”的解释；从道释相激中，探讨中国超载智慧的追寻；从“变文”“令舞”“傩礼”的新解中，探讨雅俗文化的互动。正是通过敦煌这个人类历史中少见的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窗口，提示盛唐前后中国民族在一个强盛时期的博大情怀、青春心态和超载智慧。

白化文先生多年来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有关佛经、佛寺与佛像的问题、敦煌遗书目录和敦煌变文的问题及佛经目录的问题的研究有深厚造诣。本书是白化文先生在敦煌学与佛教方面的研究情况的总结，主要收录了五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有关敦煌学的，共二十篇，主要是敦煌俗文学与敦煌遗书资料及其编目工作方面的探索。第二部分，以《汉文大藏经简述》为主，及后续的几篇补充之作，主要探索了佛经目录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有关汉化佛教的研究。第四部分是四篇序言，第五部分是五篇纪念性的文章，这九篇均用文言文特别是骈体文写成。最后还有一篇与儒释道三教均有关联的文章。

本书从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以忏法、素食、慈善、讲经、放生、菩萨信仰、名山信仰等为中心，探讨中国佛教徒的信仰表达方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佛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影响，彰显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过程，梳理与呈现佛教信仰中国化的历程。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完整保存了自北凉到元代绵延一千余年的佛教石窟艺术，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壁画及彩塑。本书旨在以一座曾令张大千、常书鸿、董希文等艺术家为之动容、潜心临摹的北魏经典洞窟为例，引领普通观众去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

本书仔细清理了宗教史、社会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企图以此为主要线索，从社会生活实际的层面，来诠释唐宋之际郭煌民众的信仰世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作者几乎穷尽了所有相关郭煌文献，并有机会走访牛津、剑桥、伦敦、巴黎、莱顿、柏林、京都、台北等学术中心，亲自校核原卷，且于欧美、日本、港台的研究成果多有吸纳，使理论思考更趋成熟，文献考证更加缜密，扩张了敦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拓了敦煌学的新领域。

本书共十八讲，内容涉及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藏金洞的发现及流散、各国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考古与艺术、语言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影响及贡献，以及敦煌学研究的方法论。

这部稿子载敦煌歌辞一千三百余首，是在敦煌曲校录五百余首的基础上不断增订，酝酿了二十多年，数量已增加了一倍；对所有严重的讹别字，也改正了十之八九，然后*告一段落，而改用了今名，曰敦煌歌辞总编。
本书是著名学者任半塘教授积数十年时间精心结撰的一部敦煌歌辞总集。全书分云谣杂曲子、杂曲只曲、杂曲普通联章、杂曲重句联章、杂曲定格联章、杂曲长篇定格联章和大曲七卷，另附补遗一卷，共收歌辞1200余首。在这本迄今为止收录最完备的敦煌歌 辞总集中，著者对所录歌辞的写本、格调、文字、方音、本事、体用、时代和诸家评议等，都逐一进行了详赡的校订和考证，其中颇多的超越前人的创见。本书的问世将为开探 古老的敦煌艺术宝藏、了解唐代的民间文学和风俗，提供极为珍贵的资料和研究上的启示。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四万余卷古代遗书，震动了世界学坛，从此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综合学术――敦煌学。在数量浩瀚的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人文学作品――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之一。它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癀泛注意。早在五十年前，邓振铎先生就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裹，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幺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　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要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识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幺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

本书系上海文博名家名著之一种，是谢老最重要的著作，是书画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书，并收入谢老的有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