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数世纪以来，曹操以中国历史上最奸诈者的面目示人。另一方面，曹操生于秩序倾颓的汉末乱世，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秩序。他不仅自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还引领了中国早期文学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任何文明中，都少有人能有如此才华、取得如此成就，能够在去世后仍如此受关注的更是凤毛麟角。
曹操在历史文献、考古材料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中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尽管曹操的大部分故事因敌人的诽谤以及数代后的浪漫主义热情而变得混乱不明，但其核心事实仍然可考；很少能有距我们如此遥远但事迹又如此清晰的人物了。本书综合陈寿编撰的官方正史《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释等史料，努力为我们还原一个最为接近历史原貌的曹操。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讲述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

本书是由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日本重要汉学家关于中国近代以前思想、文化的论集。全书分为上篇“中国的思维世界”和下篇“礼治与政教”两个部分。上篇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通论，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理观、术数学以及天谴论、人性论等，时间范围则自上古至明清，论述的对象有董仲舒、朱熹、许皓等重要思想家。下篇则主要围绕“礼治与政教”的专题展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官方及民间繁复的礼制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政治意义，如古代皇帝的朝政礼仪、祭祀礼仪、建筑所体现的礼仪、民间社会中的礼仪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等。这些文章从大量史料出发，包括正史、文集、笔记、考古材料以及社会史文献等，分析细致，见解深刻，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有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开，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又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这些新生事物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最终毫无意义地遭受了“挫折”的图画。在日本，《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出中国“近代”问题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著作，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必读文献：亦是在二
战后最早对战前日本的历史学观进行反省的同时，对所谓“亚洲停滞论”这个战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展开研究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始的。

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视角,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生机;丰富的学养和精妙的取向,才能在论述重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本书是汉学大师杨联升先生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关于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的系列论文之结集,也是杨联升先生厚积而薄发的学术结晶.全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而平易流畅的文字使本书在极具学术价值的同时,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六朝精神史研究》以六朝时期为中心，历史跨度纵贯汉唐，通过综合性和个案性的考察与研究，对中国中古思想史以及中古政治与学术和思想的表现之间的联系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描绘。《六朝精神史研究》积著者近二十年之功，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六朝士大夫精神生活的总体风貌，从汉代走向六朝过程中的思想变迁，集中于六朝时期而围绕着何休范宁、范哗、沈约、颜之推、颜师古、葛洪、道宣、傅奕等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人物的著述及思想特点，还有汇集于这个时期的儒释道三家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和著名的论争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六朝精神史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作者斯波义信灵活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方式、历史研究传统的证实主义原则及区域经济、广义社会史学等研究手法，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的诸层面进行了系统考察，令人信服地对江南地区的生态演变、农田水利、经济开发、移民定居、城市发展、社会流动、商业交通、户籍税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独树一帜地提出宋代分期说和自宋至明初4D0年间的周期演变说，是对宋代文明令人耳目一新的生动演绎。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是《宋代商业史研究》的续编。作为历经宋、元、明持续的经济变化、发展动力参照的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则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的增长、地域间的产业分化、特产商品的发展成熟。换言之，即为“比较有利的观点”的普及。
为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探索，其先决条件是：经济史家应达成共识，必须共同占有作为这一研究课题基础知识的“地区经济史”方面详尽且正确的资料。为此，本书首先着手对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变化加以考察。以江南为观察焦点的理由，是因为该地区的基础资料比较丰富而别无其他原因，也丝毫没有江南是代表全中国社会典型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