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盘》是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一场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史诗，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当代史。
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有精深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亚当·图兹采用全球视角，详细叙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及其后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他不仅从金融学的角度解释危机爆发的技术性原因，还花很大篇幅阐述危机对这十年来世界政治形态的塑造，呈现了丰富的原创性主题：经济发展的无序和债务流动的不稳定；单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政治和武力以无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不平衡关系；金融危机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中国的崛起；围绕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资源展开的争斗。
尽管最初有人试图将金融危机淡化为地方性事件，但亚当·图兹认为，2008年开始在华尔街发生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转捩点，从英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到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工厂和造船厂，全球治理不得不做出重新调整和安排。在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民主面临挑战，引发了乌克兰的内战、希腊的混乱、英国脱欧、特朗普的崛起和各国民粹主义的抬头，西方世界遭遇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
危机席卷而来，世界格局、全球经济和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危机已经过去了吗？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应对下一场全球危机吗？

《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太湖以东的区域结构变迁》以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区域历史为例，尝试对“地域开发政区增设”模型作出更丰富的阐释。有关地域历史中行政区划变动的问题，曾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上世纪中叶，谭其骧在继承中国沿革地理学传统的基础上，拓展了政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视野他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指出，县一级政区的增设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开发史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一个地方创建县治，表明该地开发己臻成熟，如果考察较大地域范围内新县析置的序列，就有可能揭示该地域开发的空间趋势。这种富有启示的分析逻辑或可概括为“地域开发—政区增设”。

本书旁征博引，涉猎引用古今中外史料，几乎将关乎中古闽南泉州的材料搜罗殆尽。作者将所有涉及闽南研究的文献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涉外关系资料，包括与闽南有关的涉外纪录、外交关系、外国人活动、居住区域、对外贸易等；二是高雅艺术资料，包括闽南地区的艺术理论、民间传说、文化遗产中的技术资料等；三是地方史资料，包括与闽南地方史有关的各种文献、当地学者的著述等；四是社会经济史资料，包括近期围绕宋元泉州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的各种研究成果。作者搜集和使用资料史料，完全超出了一般经济史或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所以，本书资料翔实，论述缜密，考证可信。此外，《刺桐梦华录》还绘制了不同历史时期与闽南泉州有关的数十幅资料表格和大小地图，为读者提供了详尽而直观的图例；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差不多成为研究宋元时期经济、社会、法律、建筑、中外关系等方面的资料指南。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才能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作者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读懂近现代的中国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该书对模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各章节观点明晰，史料丰富。
——《历史》对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人来说，该书是非常有益的资源……本书对1550—1949年近四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做了完美诠释，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
——《历史学家》作者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直接和明晰的探讨，成功地撰写了一本值得称道的书。该书不拘泥于成规，充满活力，让人受益匪浅。
——《亚洲》《家族、土地与祖先》为以往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该项研究反映了美国学者及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和新的研究趋势。
——《经济史学刊》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剖析历代统一与分裂的经济根底
把握中国强盛与衰落的历史大格局
★ 认识中国经济史不容错过的里程碑之作，国内学者首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著。
★ 开创性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大师级推演中国历史发展的经济逻辑。
★ 洞悉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根由，回答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
★ 作者身为解放 战争时期中共的高级经济间谍，传奇一生铸就本书精神底色。
★ 李约瑟高度赞赏本书，并多次引用本书观点；周其仁在各种场合反复推荐大众阅读。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概念，指出无论是哪一集团控制了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基本经济区”即可征服乃至统一全中国。以此概念出发，重新梳理中国经济史，描绘两千年来中国经济格局变迁的内在逻辑。
本书论点立足于经济、水利、历史地理等问题，笔锋所指却是历代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更以此来推演中国的国家组织和形态。纵观世界历史，那些叱咤一时的大国大多烟消云散，为何中国却总能大一统？为了对抗游牧民族，中国的组织机制隐藏着什么核心秘密？翻开本书，了解一段别开生面的经济史，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大国的形成机制。
中国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形成了新的经济区，经济区越来越往南走，后来逐渐分离。国家靠基本经济区生存，谁控制了基本经济区，就控制了天下。掌控现有基本经济区，开辟新的基本经济区，成为历代经济政策的根本方针。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这些见解我们容或可以闭目揣想出来，但经作者这样一证明，便使人特别确信了，用新的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得到这样好结果的恐怕还没有，作者谓其研究为前人所未试过，实在不算夸张。
——杨联陞 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经济史家
迄今为止，所有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
——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大师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国富”一定“民强”？帝国“盛极而衰”背后的历史逻辑到底是什么？
以故事的方式诠释中国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拨开两千余年帝国制度的迷雾，把握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络。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第一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视角,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生机;丰富的学养和精妙的取向,才能在论述重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本书是汉学大师杨联升先生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关于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的系列论文之结集,也是杨联升先生厚积而薄发的学术结晶.全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而平易流畅的文字使本书在极具学术价值的同时,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内容简介：在一幅绘画中，一名荷兰军官倾身向前，正对着一名面带笑容的女子。在另一幅画中，一名女子站在窗口，掂量着几枚银币。在第三幅画中，水果从瓷碗中滚出，滑落在一条土耳其地毯上。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向来以美丽与神秘征服世人：这些描绘精巧的动人时刻背后隐藏着何等奇妙的故事？正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些图画的含义似乎十分私密，但它们实际上为世人打开了通往一个迅速扩张的世界的大门。
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从土著美洲人那里用武器换取海狸毛皮。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段时期荷兰画作中最亲切的常客。
卜正民追溯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让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碗同时出现在台夫特（Delft）的客厅里。一位法国客人曾写道，荷兰码头“货品的丰富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维梅尔的帽子》恰恰展示了荷兰码头的库存何等丰富，以及人们攫取全球财富的迫切贪念如何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改造，改造世界的彻底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提供的丰富内容，让我们对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及其所描绘的年代有了全新的理解。

本书稿尝试以诸子百家的视域作切入点，结合政局发展、政治制度、社会变迁及学术传播等不同方面来分析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的君权传承思想之形成、发展及实践过程，并展现有关思想在社会与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探讨汉代以后的君权传承模式是怎样被塑造定型的。

余英时以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为中心，全面考察了汉代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外关系，在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审视了汉朝所面临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最终展现了一幅综合的汉代画卷。尽管写于1960年代，但该书对厘清诸多近年来的史学热点问题颇有裨益，如纳贡体系，余著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纳贡体系在汉代的建立与成长做了极其精彩的阐述。就纳贡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漫长历史而言，余著可当之无愧地构成了正确评价纳贡体系的必要基础。正如杨联陞所言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此书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首次全面研究，为理解中国历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审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存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作者斯波义信灵活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方式、历史研究传统的证实主义原则及区域经济、广义社会史学等研究手法，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的诸层面进行了系统考察，令人信服地对江南地区的生态演变、农田水利、经济开发、移民定居、城市发展、社会流动、商业交通、户籍税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独树一帜地提出宋代分期说和自宋至明初4D0年间的周期演变说，是对宋代文明令人耳目一新的生动演绎。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是《宋代商业史研究》的续编。作为历经宋、元、明持续的经济变化、发展动力参照的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则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的增长、地域间的产业分化、特产商品的发展成熟。换言之，即为“比较有利的观点”的普及。
为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探索，其先决条件是：经济史家应达成共识，必须共同占有作为这一研究课题基础知识的“地区经济史”方面详尽且正确的资料。为此，本书首先着手对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变化加以考察。以江南为观察焦点的理由，是因为该地区的基础资料比较丰富而别无其他原因，也丝毫没有江南是代表全中国社会典型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