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日　真实、原创性和世界（节选）
李军：西方学界有对于文艺复兴前后古物运动问题的研究。古物运动有这样一个背景，比如说所谓的“古代的发现”。其实在15世纪前的罗马，诸如建筑、雕塑残片的古迹是随处可见的，那时候的人把古迹当作废物来利用——把古代的大理石柱、雕像给烧掉，用来做建筑材料；或者把某个神庙的柱子移到教堂里面去——这种挪用和废物利用是很常见的。那时没有人讨论古代的发现，古代在那个时候是被视而不见的。这个很有意思，整个罗马的东西都在那儿，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
到了大概15世纪的时候，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者开始研究所谓真理的问题。他们研究君士坦丁的敕令，即让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敕令。当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怀疑那个敕令是个赝品，不是真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桑西，《雅典学院》
与此同时，有了一种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时代的要求。比如说乔托画的《圣方济各生平》，圣方济各穿的衣服是中世纪的袍子。他画《耶稣生平》中门徒也穿类似的袍子。乔托并不区别古代的题材和今天的题材。再比如说，他可以把中世纪教堂的一个尖拱画在耶路撒冷，他对古代和今天是不作区别的，这是13世纪到14世纪的情况。到了16世纪，瓦萨里的画中就有了历史的概念，他画的罗马士兵，是按照考古后掌握的罗马士兵当时所穿的军装、鞋的样式来画的。瓦萨里区别描绘了罗马时代的历史题材和当代题材，历史题材要按历史性的方式来处理。
欧洲绘画之父乔托·迪·邦多纳，《圣方济各在意大利阿莱城驱魔》
最早教皇所提倡的古物保存政策，来自“金屋”的发现。在扩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古代雕塑。那个时候人文主义已经兴起了，这些雕塑被认为是古代的东西。也是在那个时候，教皇说，这些古物不能离开教皇国。这是西方最早的文物保护政策。开始保护古物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博物馆的起源。博物馆成为古物的存放所，而且博物馆的存放要按艺术史的序列来展开，按照时间的顺序和不同的地域分别排列。一部艺术史在博物馆里面是一目了然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视的艺术史”。
按照这样一种序列排列之后，整个历史、“Old Masters”、传统都昭然可见。它就变成了一个直接的（按照老尹的话说）那个时代的地层。所有这些东西是伟大的、是传统、是真迹，与此同时也是陈旧的。对后人来说，它是唯一的，所以后来人要追求自己的唯一，要有新的东西。这个“旧”的系统建构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系统。什么是新的？最简单的确定“新”的办法就是跟“旧”的不一样，跟博物馆里的东西不一样。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之一——梵蒂冈博物馆
城里人到乡下去，会感叹说那几个破屋子多漂亮，因为这跟他在城里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他是在用欣赏的眼光来看一个自然风景，所以他认为那种风景是好的。我们发现，艺术史就这样变化起来了。旧的东西、旧的宝物在博物馆里面，是唯一的、原创的、伟大的，继而变成了后人的“影响的焦虑”。后人怎么继承这个遗产？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唯一。只是模仿原有的唯一，是成不了大师，进不了博物馆的。必须原创，要跟原有的不一样。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艺术史研究、博物馆的系统陈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个完满但陈旧的世界。与此同时它告诉我们，只有和它不一样，才是你的方向。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像中国古人那样看待“真”，认为“真”不是唯一的东西，比如说“真”就是一个无伪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即使做了一个跟古代一样的东西也没关系。这样一来，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去摆脱那个体系的压迫，反抗所谓“影响的焦虑”，当然这是很困难的。
法国卢浮宫
西川：你说的这种拿古代的东西不当回事儿的情况，让我想到一次特别震惊的经历。很多年前了，有次去高碑店，那边有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古家具。“文革”砸烂了那么多老东西，但是我居然在那儿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老家具，是真正的过去的旧家具，在那儿打包，然后往海外运。当时我就觉得中国古代的东西、老东西，真是砸也砸不完，太多了。
还有一年我去希腊，我们都觉得古希腊的遗存是珍宝，但我在那个岛上，看到古希腊的石棺就扔在路边。去年我在土耳其的一个海边上，看到古代的神庙塌到海里去，海水一浸泡，那些白色大理石已经被磨得看不出来了。实际上那都是古希腊的东西。后来一块儿去的人在上面喝咖啡，我说下来下来，他说下来干吗，我说看看这些散落在海水和海滩上的石头，这是真正的古希腊的东西。但是也看不分明，已经被海水侵蚀得比较厉害了。
故宫博物院家具馆
古代的东西其实不值钱，那么古代的东西被神圣化是因为什么？我觉得，古代的东西被神圣化才有关于真伪的焦虑，这是对一个古代神话的重新组织。一个人之所以组织起古代的神话，一定是为了面对他的今天。或许他是觉得今天是一个有缺陷的今天，所以他要对今天进行批判和质疑。
也就是说，对于古代的真伪的焦虑，背后一定是有对于今天的一种焦虑，或者至少是对今天的某种思考的反映。之所以觉得有必要组织一套关于古代的知识体系，一定是跟今天有关系。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图，是要在迪拜那儿弄一个大的工程。这个工程中全是现代化的建筑，大的室内购物中心之类的。我想到中国人现在在做的东西，比如我们规划的城市、盖的这些房子，好像是在模仿欧洲，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有可能是阿联酋。换句话说，我们觉得是在模仿欧洲，或者美国，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一个迪拜，就是大高楼那种样式。
中国的文明跟阿拉伯的文明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由于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对于自己的古代的态度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当大部分中国人要把城市规划、建筑样式都按照迪拜模式来的时候，另外的一些人可能就要追求一个古代建筑的样式。在这个情境下，真正的古代的东西，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寄托。我想跟今天的有钱人花上亿元买一个有点问题的古代的东西，以达到占有的目的，其中有点内在的关系。
迪拜
尹吉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最后一学期，去了山东几个地方做田野实习，平度、高密、昌邑等等，昌邑靠海，昌邑那边还有摩崖石刻。
......当时在平度县城，我们出发之前一人租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租自行车没什么手续，也没有押金，就问你是从哪儿来的就借你了。一共借了两周，穿越三个县旅行，每天差不多骑一百华里。一人一个考古袋挂在后座上，开始是空的，我们回来的时候全是满的。满到什么程度？装不下就放弃一些，把更好的留下，像大汶口文化的红陶鬶，有的是，都很完整的。我们开始是有破茬的也留下，后来就有更好的，没法拿，就放弃一部分。像石刀、石斧、石纺轮、陶纺轮多极了，都是好东西。汉代的画像石，在田野里完好无损的多极了，还有砌在猪圈里的，那真是遍地都是古物。虽然这么多年我再没去过山东，但是我相信还能找得到。
大汶口文化，彩陶背壶
还有一次，国家文物局组织到牛河梁去，牛河梁要申报世界遗产。同去的还有傅熹年先生、徐光翼先生、严文明先生等人。当时傅熹年的一个学生还跟我说你不是学考古的嘛，你能给我找到文物吗？我说那小菜一碟。我就在那儿转了一圈，捡了满满一把细石器的石片，是彩色的，特别漂亮。那时候山东的农民很随便就能刨出古物来，刨出一个陶罐来，一锄头就给打碎了——这是瓦碴子，他没有“古物”这个概念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古物，跟博物馆中的古物是有天壤之别的。古物被采集、被学术化之后，被艺术史化、考古化、历史化之后，进了博物馆就不一样了，一下就变成了不起的东西了。所以这里面有差别。但是有一点，那个时候在山东看到的东西，都是雷同的，纺轮、陶鬶都大同小异，基本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牛梁河遗址公园
西川：黑格尔就讨论说“神龛”是什么。他说神龛就是从空间里隔出了一块空间，比如说这个本子放在这儿，它什么都不是，就跟山东农民挖出的那个瓦碴子似的，但是一旦给它放在一个玻璃罩里，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东西一旦放入神龛，它就是膜拜的对象；进入到博物馆系列之后，它就涉及另外一个概念：展示。头两天我听刘禾讲到万国博览会，我从那儿引申出一个想法：就是展示行为本身，它实际上是使一个东西不再是另外一个东西。比如那个瓦碴子，现在潘家园还有，而且都特别便宜。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尹吉男：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真”的概念做基础。当形成一个历史序列的时候，它是一个真的历史，这是最起码的。另外它代表了不同的时间点，以及那时候文明的高度和代表性，以此互相区别。唐是唐的，宋是宋的，它们之间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是什么不能混合？是地层不能混合，是样式系统本身就不能混合，是彼此互相参照的，我们才能去叙述一个发展史。关于“展示”，这不是针对学者的，对学问来讲不存在展示不展示。考古学家即使看到这个瓦碴子也不认为这是瓦碴子，因为已经被预先地考古学化了：在我看来，这是珍贵文物，怎么能当瓦碴子把它砸碎了呢，有一种谴责的心理在里面。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原有功能消失，它才能跟文明相关。它不再具有实用功能。当然可以在书上讲它的实用功能，但是陈列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一个人把它当成酒器来喝酒，这就庸俗化了。艺术品怎么可以随便这样呢，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把原有实用功能的部分全部去掉。是把它放到“真”的序列里去没错，但是没有把它放在真实关系里面，而是切断了它跟真实的各种联系，用最大的努力去消灭它的实用联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关系，这就是功能转换的方式。
一旦功能转换之后，它才跟唯一性发生关联。首先它必须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是跟唯一性建立绝对的联系。然而功能一旦被人为地去掉，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没有实用性的东西，它就变成非常主观的审美对象或研究对象，人得以借此而想象那个历史。

德国著名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撰写的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而是一部以艺术史本身为论述对象的文集。20世纪80年代中期，贝尔廷第一次提出了“艺术史终结”的论题，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延续着这一思考。本书是国内首次完整授权翻译版，书中作者引领读者重新进入艺术史的历史，细致入微地揭示了艺术史如何成为一个学科的真实进程。贝尔廷在质疑一种已经视自身为典范和标准的艺术史话语的同时，向它为了自身缘故而确立和熟用的时代、地域和风格的划分发出挑战。他激进的、以平等为诉求的艺术史观是以艺术创作本身为基础而展开的，并希望由此建立不同背景的创作者之间真切的、艺术的关联。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践者而言也许尤为特别：在我们不断更新的艺术史叙述中，这种关联往往在艺术史学科、文化身份和消费的种种不同形态的压力下不断地被丢失。因此，书中每个章节之后由卢迎华和苏伟结合各自当下的工作和观察而针对贝尔廷观点进行的评述与阐发，不仅会引起读者对本土当下状况的反思，同时也揭示出这一讨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山水画拥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与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息息相关，亦涉及人们内在心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层面，故而成为中国画史上最受尊崇的科目，引发众多讨论。
作者一面回顾始于10世纪、止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种山水画变化的历史之余，更着重于在此过程中绕过传统画史独 尊“画家”的迷思，转而揭示“画家”与“观众”间互动关系的不同面貌，尤其聚焦于各个时代、甚或中日韩不同地域的山水画家们如何与其特定的社群观众建立起互动关系，促成各种值得注意的新主题诞生，于山水画史上带引出新的画意、新的境界。

本论文集为2012年6月25至26日“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转折”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成果集结而成。本次会议之目的，在于推动汉晋与唐宋时期的艺术史研究。
魏晋时期为中国图像文化史中所谓“艺术自觉”诞生的关键阶段。过去由于材料的限制，相关讨论多集中在东晋顾恺之的传世画作或是画论著述研究。在新出土考古材料的辅助下，若能将墓葬图像材料与传世画作、文献相对照，重新审视汉末至魏晋时期绘画发展的过程与变迁，当有助于扩展学界对于这一转折时期的研究。
唐宋变革在性质、内容与涵盖的层面都与魏晋变革有本质上的差异，向来为史学界所重视，相形之下，目前仍然缺乏关于唐宋转折的艺术史研究。本论文集即希望能由汉唐之际的佛教相关图像变迁、唐宋之际“绘画”图像呈现方式的革新等方面切入问题，为汉晋与唐宋时期的艺术史研究提出新见。

自序
有必要对本书的书名《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吏哲学》作一点简略的说明。应当说，“绵延”(duree；durarion)直接和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所谓“变的哲学”的创始人H·柏格森有关。虽然他的创化说也是从生物学出发的，但却修正了对历史研究(包括艺术吏)素有极大影响力的、达尔文式的进化论学说，其主要原因正在于他强调了发展、变迁、有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绵延”。作为—个与空间相对应的重要概念，它的特殊性在柏格森哲学中显得尤为明显，因为他认为，在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中，对时间的理解最为关键。那么，“绵延”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里不妨转录一下贺麟先生的一段精到理解。他指出，“绵延”便是：
所谓内在的自我之流，也即若干繁复意识状态的交融贯通，互相渗透，这种意识情态一而不单纯，事而不复杂，如万灯交映，如百音共振，造成一条活活泼泼无拘无束的前后有着不可分的关连的意识之流。这里面的每一个意识状态就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境界。丰富，但不是量的堆积，自有它的有机统一性。每一个意识状态都是承前启后的，承继了包括了过去所有的意识状态，而又宣布下面有一新的意识状态将要产生，一面是结束，一面又是开始，中间有过渡，每一状态都伸展、渗透到别的意识状态中，这就是帕格森所谓真我，也即真时、本体，他的纯粹的“绵延”。
移之以论过程、时间或历史，人们所看到的将是两种“绵延”的意义：—是同性同类的绵延，也即单纯的时间性延续。例如，此时与彼时，此秒与彼秒等，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这就相当于一个工具论的概念，一个实用的符号，由于它借用了空间的量度，因而又是可以加以切分的对象；是异性异类的绵延，就是许多不同的刹那汇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比如现时，即有过去的一切累积、凝聚于其中，而且未来的一切(包括发展趋向以及人所寄予的期待等)也蕴蓄在现时之中。柏格森所强调的恰是后一种绵延之义。这就自然而然将我们与艺术史的理解与把握引向一种更加具有辩证色彩的“维度”(即方向、方面、范围和领域等)：每一种艺术现象及其历程都应是(—)彼此间的交融贯通；(二)彼此间内在的有机联系；(二)内在的量的大一高深；(三)内在的质的多——丰富。尽管柏格森的哲学在强调生机上义、生命冲力等时走到了诸如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之类的某种极端，但是他又确乎为我们在研究既生动具体又复杂更微的艺术史时摆脱生物学化的进化理论和机械化了的“科学主义等提供厂绝好的启示性思路，至于“走向艺术吏哲学”， 除了“走向”之谓表明的是本书所论只是—种尝试、开端而不是完美、总结或体系化之外，则确定了本书的特殊性质乃是—种关于艺术吏的哲学。

每当我们对人类感到绝望时，只要想到那些艺术杰作，韦兹莱修道院或沙特尔大教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或提香的《神圣与世俗之爱》，我们就会对人性重燃信心。什么是杰作？杰作如何诞生？我们为什么至今仍要观看杰作？
在《何为杰作》中，艺术史大师肯尼斯·克拉克详细讲解几十幅艺术史上的油画杰作，高清大幅彩图引领读者重返人文艺术高光时刻。他认为，杰作来源于艺术家个人真实天才的创作，是记忆和情感的汇合，浸润于时代精神之中，又保持着与过去的深层关联。由此，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发展通过艺术杰作的传世得以记录和延续，闪耀着超越时空的人文之光。
书中收录克拉克的另一篇艺术评论名作《当艺术家老去》。什么是老年风格？当艺术家老去，他的创作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时间在艺术家身上刻下痕迹，他则回报以伟大的杰作。

《神圣图像:李凇中国美术史文集》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凇的自选集。李凇教授关注宗教美术史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他的研究往往以小见大，通过一个美学意象，阐释意象背后的宗教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含义，且考据方法严谨，文字功底深厚。这本自选集中收录了作者近年撰写的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反响的14篇论文，有的从宗教经典出发，阐释其中古老而素朴的美学精神；有的由一个美学意象展开言说，把宗教造像之美和言语之美，通过现代人的考证还原出来，并分析其中的宗教意涵；还有的以考古发现为依托，回溯残垣背后的历史辉煌，用文字穿越古今，展示美学的魅力

屏风入画，画入屏风。
集合了准建筑形式、绘画媒材和绘画图像的多样角色与模糊身份，屏风赋予画家绝妙的灵感，也给希望提供崭新视角、探寻复杂路径的美术史家带来契机与挑战。
本书的研究将围绕屏风展开，打破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涵盖多种艺术和文化类型，从肖像与图画叙事到窥视与伪装，探索屏风在中国艺术中的独特地位，进而关注一个颇为宏大的问题——什么是传统中国绘画？
答案在层叠纵深的空间之内，在亦真亦幻的画屏之上，在绵联展现的手卷之中。

《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编订。西泠印社出版社， 1985 年 9 月出版。全书为上下册，分为：印学论著（ 50 篇）、印谱序记（ 236 篇）、印章款识（523 则）、论印诗词（ 249 首）四编。上自唐代，下至民国，以时代先后为序，有作者传略、书目梗概和编者管见。本书资料丰富、编选严谨、体例规范。是研究我国印学篆刻重要的文献资料。

本书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每一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尽管这些遗存对研究东汉图像艺术是极重要的资料，但相互矛盾的断代、祠堂归属以及编目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此外如错录铭文等问题更使人迷惑。通过重新检验发掘记录、以往著录以及复原设计等材料，本书希望为武梁祠和它原本所处的环境，即武氏家族墓地，提供更完全、准确的信息。

《礼仪中的美术》（精装版），合平装本上下两册为一册，收录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论文31篇。
这些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ritual art）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和文献证据，以扩大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及思维的有机联系。其分析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相当一批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学界中，这些文章对近年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已产生重要影响。全书分为四部分，包括史前至先秦美术、汉代美术、中古佛教与道教美术及古代美术沿革。书后附有访谈录、论文出处。书中插配古代美术品照片、拓片、线图，地图等图像600余帧。

本书是继《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之后，巫鸿先生在三联书店推出的第二部学术论文集。与《文编》集中探讨中国古美术的“礼仪”功能相比，《二集》的论题侧重考察中国美术中特有的“时空”观念，以及它在不同媒材的图像中的表现和释读。“时空”的观念与表现是巫鸿近十几年集中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他认为这是另一条可供理解中国艺术独特性的线索。
全书分为三部分——上编：时空的形象；中编：观念的再现；下编：图像的释读，所收1992—2007文章15篇，考查对象包括建筑、明器、拓片、画屏、卷轴、册页、摄影等多种形式。与常见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不同，这些论文没有局限于孤立的门类和史实，而是竭力为这些现象找到自己的传统和脉络，并赋予其宽阔的视野，使阐释更具启发性。这些文章是对《文集》提出“礼仪美术”概念的完善与补充，从而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美术的独特传统。

本书对于魏晋南北朝壁画墓进行了综合研究。书中所讨论的壁画取其广义，不仅包括彩绘壁画，还包括如模印拼镶砖壁画等以其他材料和技术制作的壁面装饰，此外附带讨论了装饰有画像的葬具。
上编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壁画墓进行分区与分期，将其分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南方地区、中原地区四个大区，根据资料的情况，有的大区再分为若干小区，在此基础上对有些地区的壁画墓进行分期，建立起这一时期壁画墓的基本时空框架。
下编选取典型材料，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加以分析。包括以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为例，讨论不同区域间文化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邺城东魏北齐壁画墓的特征，提出“邺城规制”的概念，以考察汉唐之间壁画墓的过渡性特征；从南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入手，探讨壁画图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其在墓葬中的功能；以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为例，观察外来文化影响下内地丧葬美术所发生的变化。本书注重对于一些新的方法加以探索和尝试。

本书收录了绘画大师傅抱石的三篇重要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这三篇中国绘画史领域的奠基之作，深入浅出，首次勾勒出中国绘画的历史沿革和个性特点，迄今仍具有极高的阅读和研究价值。

《六朝帝陵》以南朝帝陵的石兽和墓室砖画为题，在实地考察南京和丹阳附近南朝帝陵的基础上，结合帝陵的比定，广征博引，对石兽和砖画进行样式学上的编年，并从图像学的角度缜密考证它们的名称和表现内容，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对于六朝造型艺术的背景、特征及发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关于南朝帝陵石兽和砖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日本和欧美国家许多学校列入美术史和考古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中國繪畫三千年》一書，一部首次由中、美兩國學者共同執筆的中國繪畫史，全書共30餘萬字，收錄畫作圖片約330幅，內容涵蓋舊石器時代（約100萬年前）到現代（約二十世紀）的各個時期；融合中西美學觀點，諸史研究專家權威論述，堪稱是迄今為止有關「中國繪畫史」最完整、全面性的著作。
《中國繪畫三千年》由楊新、班宗華、聶崇正、高居翰、郎紹君、巫鴻等當今最傑出的六位中美藝術史家分別執筆，以獨樹一幟的論述方法和風格，闡述中國繪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各個歷史時期所呈現的風格及特點。書中一開始，分別由代表中西當代學者，從不同的背景及觀點，談論中國畫的鑑賞問題，再由各學者就其擅長，分別撰寫斷代畫史的部分。六位當代大師，將各自積累數十年的知識和個人見解及心得，濃縮在各篇章內，要言不繁地勾勒出各時代、各流派的起承、延傳、以及重要畫家的歷史地位及代表作品的介述，引領讀者一窺中國繪畫堂奧，也讓讀者對於中國繪畫淵源、演變及發展有一更全面性了解及見識！

中国壁画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墓室壁画作为中国传统壁画的重要一翼，它一般绘于墓天之骄子的四壁、顶部以及甬道两侧。墓室壁画的内容多是反映死者生前的活动情况，也有神灵百物、福州传说、历史故事、日月星辰以及图案装饰其目的主要是说教和对亡者的纪念或者希望死者在寓意能过上好日子。
本书收录了自汉代至明清时期以来的墓室壁画，包括甘肃嘉峪关6号西晋墓、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北齐墓室壁画展开图、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娄叡墓等。

"“我对“墓葬”这个题目的选择有三个基本出发点。一是墓葬文化在古代东亚，特别是古代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持续发展的历史，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二是在它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墓葬传统不但锻造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发展出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系统。……三是墓葬艺术还没有像书画、青铜、陶瓷或佛教美术那样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教学中形成一个“专门领域”或“亚学科”，发展出处理和理解考古材料的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法。
本书的目的不是根据年代顺序呈现出中国墓葬艺术的发展史，也不是要对目前中国版图内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类型以及地域性丧葬实践进行全面综述，而是描述和分析不同时代和地区的许多个案。这些案例一方面意在表现中国墓葬艺术的无比漫长和惊人丰富的内涵——这其实是中国艺术中最为漫长和持久的一个艺术传统，同时也将回答我最初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因素界定了我们称为“中国墓葬”的艺术和建筑传统？”
— 巫 鸿"

本书将所收入的文章分为“美术史”、“文化遗产”和“哲学与美学”三个专辑，以凌空俯瞰的视角和廓然空疏的文风，试图展露我们时代某一局部的精神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