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阿伦特力图表明“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是基于人的条件而做出的，她理解的人的“条件”，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那些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离开了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在此意义上，人是被条件规定了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们的活动又创造着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条件，比如劳动超出家庭和国家界限的全球化发展，和人从宇宙的角度对地球采取行动，都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处境。本书在结构上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对照。第一章给出的两种生活的对照，为全书确立了一个隐含的背景框架。实际上，只有在此二元对照下，劳动、工作和行动才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为与两种生活方式相应的，是古代西方对两个世界的想象：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尘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变化的、有死灭的，后者是永恒不变的。在那里，制作或工作被当成一切活动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圣世界的创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荣耀都来自后者，后者才是他渴望回归之所。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导致了对政治的伤害，因为政治哲学家倾向于以制作模式把行动理解为按照某种真理来统治。但对立之消隐的灾难后果，要在世俗化的现代才清晰地浮现出来。在神圣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出有意义的人类能力行列”之后，制作活动也失去了衡量他的产品真实性的标准，作为人造物的世界越来越相对化，丧失了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二元世界观的消失，一方面让现代人丧失了作为生存条件的“世界”，另一方面人被抛回到自身，返回到孤独内心来寻求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世界异化”和“向自身的回返”最终以牺牲世界和牺牲行动为代价。虽然在现代早期，人作为制造者获得过短暂的胜利，那时人曾被高举为目的，但“由于现代的世界异化和内省被提升为一种征服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没有哪种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产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样，丧失得如此之多”（本书第242页）。在最后一章，阿伦特哀悼了技艺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终预设了一个物的世界，在那里，物质闪耀、语词可听，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还原为生物循环意义上的自然的情况下，最终是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这就是我们已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爱争辩的思想家，他塑造了我们思考心灵和语言的方式，在思想方面，当今很少有哲学家比他更为重要。我们如何创立社会实在，如货币、财产、政府、婚姻、证券市场和鸡尾酒会这样的实在，塞尔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制度性事实仅仅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存在才得以存在，而且它们是客观地存在，这就是塞尔在《人类文明的结构》中要处理的悖论。此前，他写了《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在《人类文明的结构》中，塞尔延续了在这一前期著作中开创的思路，准确地界定了语言在整个“制度性事实”创建中的作用。他的目标是要表明心灵、语言和文明如何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所描述的物质世界的基本事实的产物。一种重复不断的语言运作如何用来创立和维持复杂的人类社会制度结构，塞尔对此进行了解释。制度为创设和分配权力关系服务，权力关系无所不在，通常还是无形的。通过提供将人类文明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的形式，这些权力关系能激起人类的各种行为。
塞尔随后表明了其解释是如何跟人类理性、意志自由、政治权力的本性和普遍人权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机器人能否拥有制度？制度背后的暴力威胁为何如此常见？他在其论述的过程中解答了这些问题；对于使用语言的人类而言，塞尔否认了存在“自然状态”这种事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