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思想散文集。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辫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集腋成裘，最终在战国初年汇辑论纂成书，因此称“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
孔子思想以立身为出发点，而人能立身于世的首要条件就是具有“君子”人格。君子具备仁爱之心，自重自律；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积极进取，德才兼备；孜孜于学，注重实践；安贫乐道，谨守正义等等；始终坚守人之间的相处之道，遵从不同的伦理关系，构建着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
这本书以权威版本为底本，约请张燕婴作了晓畅通俗的白话翻译。文白对照，并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以为读者提供阅读最方便的文本。

李泽厚认为，《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还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想象和信仰，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
基于《论语》的重要，李泽厚利用当代的语言观念重新进行了译注，并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对于《论语》的原文及精神做了当下的申述、评论和阐释，并结合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上的比较与分析，赋予《论语》新的意义，此即所谓“今读”。
作为对于儒家原典思想的现代阐释，《论语今读》表达了李泽厚和孔子的对话。一方面，李泽厚让孔子复活，仍然以其生命力向人们言说；另一方面，他又凭其独特的方式针对孔子的问题给予回答。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值得思考的不仅是孔子自身的思想，而且是李泽厚所阐释的孔子的思想。

《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分为两册。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体记训篡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选。大戴礼记不在十三经之内。但它与礼记(小戴体记)是同类型的书，因此也收进去。对收入的书，均按统一的体例加以点校。
清代的经学著作还有不少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有待于今后条件许可时，按新的学科分类，选择整理出版。

皇侃（488—545），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国子助教，著有《论语义疏》、《礼记讲疏》、《礼记义疏》、《孝经义疏》等，仅《论语义疏》存世。《论语义疏》成书于玄、佛思想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故儒家主旨中杂染着老庄玄学思想。此书代表了南北朝时期经学家诠释《论语》的最高水平，曾一度被奉为解经典范，对我们研究六朝经学和玄学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等经典著作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次整理，以日本武内义雄整理的怀德堂本为底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考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邢昺《论语注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相关典籍，力求做到标点规范、校勘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