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仍主张艺术作品的概念系生活情境的“具现”（concretization）。人的基本需求在于体验其生活情境是富有意义的，艺术作品的目的则在于”保存”并传达意义。总之，早期著作的目的在于以具体的建筑观点来认识建筑，目前我仍以为这种目的是最重要的事。今天许多混乱的产生是由于一些人在谈论建筑时东拉西扯所造成的。因此我将反映出建筑的信念：我并不同意风土的或纪念性的建筑是一种奢侈品，或是某种“感动大众”的东西（如拉普普（A.Rapoport）所言）。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种类”，只有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藉以满足人生在实质上和精神上的需求。

一座城市，无论景象多么普通都可以带来欢乐。从《城市意象》这本书中我们发现——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城市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然而它与别的时间艺术，比如已掌握的音乐规律完全不同。很显然，不同的条件下，对于不同的人群，城市设计的规律有可能被倒置、打断、甚至是彻底废弃。

《后现代城市主义》中涉及的最后年代，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标志着人们将跨入一个新领域的门槛，尽管对我们而言这多少有些熟悉，但以前从未用同样的方法来讨论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最流行的城市设计，包括历史主义、地方主义、主题设定、防卫性城市主义等，一方面要满足对城市共同体和安全性的渴求，另一方面则要满足对私密性和探索性的渴求，而这些在现代城市主义中都极其缺乏。尽管后现代城市主义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和矫正，但结果不仅没有很好地满足这些持续存在的渴望，相反，在很多实例中却更进一步地增强了这些渴望（参看第五章的结尾）。
后现代城市主义的失败引起人们重新去思考设计价值、设计目的和为达成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与通过逃避现实和改变战略的方法来积极应对迅速变化的思路相反，很多人的实际行动就是欣然接受、直接应对并且参与到这些变化之中（但不是去控制和管理）。事实上，往往越是不必要做的事我们反而越要去做，因为现实对我们感情的巨大冲击，刺激着并产生出一种自然而然的防御性城市主义。

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