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雅嘎是女巫，但不属于女巫的团体；她既可以是善人，也可以是恶人；是母亲，也是杀死女儿的凶手；是女人，但没有、也从未有过丈夫；她伸出援手，也策划阴谋；被人类社会驱逐，也与人类沟通；是战士，但也操持家务；是“死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她会飞，但同时也被束缚在地面上；她只是个“偶然出现的人物”，却也是主人公通往幸福之旅的关键一站：“礼貌的”和“粗鲁的”主人公在她的小屋前驻足，他们吃饱喝足，舒服地洗个澡，听取她的建议，带走她送的魔法礼物，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翻译成更现代的语言，她是异见者、流放者、失败者、隐居者、老处女、丑八怪。她的形象依赖于口述传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是一面集体的镜子。她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好的时代，那时她还是金色芭芭、大地之母。后来，她成了被驱逐的稻草人，但依然用诡计统治着人们。如今，她缩在小屋中煎熬时日，像子宫中的胚胎，或棺材里的尸身。 没有一个人带着花和巧克力，再次敲响她的门。

狐狸不属于野兽，不属于我们人类，也不属于神灵。

她是一个永恒的偷渡者，一个在世界之间穿梭自如的移民，被抓到逃票时，就会用尾巴玩球，表演她廉价的小把戏，目光极为短浅地将观众转瞬即逝的赞叹当成了爱。那是她的荣耀时刻。

其他的一切都是恐惧的历史：逃避猎人的子弹、不停狂吠的猎犬 、迫害、殴 打、舔舐伤口、羞辱、孤独和廉价的安慰——一串鸡骨头做的手摇铃。

狐狸是作家的图腾。

柏林是一座博物馆之城。
1994年夏，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关闭，数万苏俄士兵离开柏林。不久后，有了一个“俄国人在柏林”的展览，里面有张长长的纸条，写着被俄国人毁掉的每一条柏林街道的名字。
柏林动物园，住着活海象的水池畔，有一场不同寻常的展览，陈列着从海象罗兰的胃里找到的所有物品：打火机、婴儿鞋、儿童水枪、啤酒起子、塑料小汽车……
柏林的跳蚤市场是开放的博物馆，展览着过去与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得到和解，每样不超过几马克；各种幸存下来的军装与肩章和谐地堆叠在一起，主人已经死了很久，飞蛾是它们唯一的敌人。不拘来自何方的人都可以做生意，有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波兰人、吉卜赛人、前南斯拉夫人、德国人、俄国人、越南人、库尔德人、乌克兰人……已逝的日常，时间的垃圾，都被他们当作纪念品在这里贩售：别人家的相册、不走的表、破口的花瓶……
生活破灭的故事只能一点一点地被讲述。事物比人们更持久。相册比主人寿命长。漫长的生命隐藏在旧外套里，在毫无意义的物体里。当一个国家消失，集体记忆也会消失。身边的物体消失了，对日常生活的记忆也会消失。但我记得一切。第一罐南斯拉夫洗衣粉。第一部南斯拉夫电视剧。加夫里洛维奇肉酱。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只是会走路的博物馆展品而已。”

图书市场越发繁荣，装帧越发精致，书店越发引人驻足，作家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红遍全球，但真正的文学却近乎绝迹。杜布拉夫卡假借一个被英美文学市场冷落的东欧人之口，一一吐槽当今文学世界的诸多乱象：

隔三差五就会横空出世的文学新星；被反反复复“重新定义”的文学；各显神通的身份政治书 写；本末倒置的版权运营模式；宛如超市与咖啡馆结合体的书店；本质上与图书无关的书展；做派与作家无二的网红编辑；认为伊万娜·特朗普比布罗茨基更能“对祖国的政治形势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的媒体书评……文学失去了它的准入机制与评判标准，任何明星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宣传他们的新书，任何一种负面评价都能被狡黠的市场拿来营利。

然而，最诡异的一点还是：在这个无比“民主”的全球化大市场上，其文化“商品”及创作要求，却总能让人想起我们的老朋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
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能够讲故事吗?
一开始都是这样。或者 那样。他们做了那件事，去了那里，然后来到荷兰。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短短的“战后”发生了太多的事，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地点和时间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 “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在媒体化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记忆经过许多个中介，以朱丽叶·比诺什或红白蓝编织袋的形式出现，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
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

《纳亚》记录了一匹名叫纳亚的狼，她戴着GPS项圈从德国东部走到了比利时。作为比利时100年来出现的第一匹狼，她迅速登上了新闻头条——但她的踪影却成了谜。本片通过隐秘的野外窥视影像和监控记录探索人类与这只网红动物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