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社会学会2013年度“亚洲研究最佳著作奖”
★ 社会研究协会2012年度“全球化研究最佳著作奖”
★ “玛丽·道格拉斯图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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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在上海等地进行的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访谈，记录了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在避谈死亡的文化禁忌下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微观政治。书中提出的“文化多重互动模型”，对市场起源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文化解释，呈现了作为共享价值观的文化和作为工具箱的文化的精彩交互。本书同样面对学术圈外的读者，包括人寿保险公司、经理和代理人，计划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想要拓展海外业务的中国公司员工，以及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是如何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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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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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菁教授的这部著作始于田野（field work），却又超越了田野（field site），为我们精湛呈现了中国寿险市场上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经济理性的碰撞交织、全球化与本土化力量的纵横博弈、历史形塑的当下现状与未来趋势之间的内在关联，堪称新兴市场形成史的一幅优美画卷，也为我们如何进行中西学界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一个优秀范本。
——符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可以有把握地说，《生老病死的生意：文化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中译本的出版会给中国社会学，尤其给初创期的中国文化社会学，带来一缕清风。作者用其扎实而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简洁规范的行文方式，探讨了中国人寿保险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作用。这一基于“工具箱”视角的经验发现，拓展了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也为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特征注入了不少新解。同时，作为一本精良的社会学定性研究范本，相信在研究生及学者中一定能寻获知音、捕获佳碑。
——周怡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陈纯菁这部精彩的民族志研究，把文化与经济是否具有兼容性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精辟地剖析了与国际营销模式不兼容的中国本土文化（“死亡话题禁忌”）如何形塑了新营销模式的过程。《生老病死的生意》是一部富有理论创见的著作，选题新颖，资料详实，论证严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量级贡献。我相信，这将成为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
——王宁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
本书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本书是布尔迪厄这位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社会的最深刻的批判，他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极具穿透力。

我想把这个研究报告当作一种手册，详尽叙述一种社会学观点。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建筑物或房舍的有形界限内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学观点来研究。我将描述一组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一种框架，这一框架能运用于任何具体的社会设施，无论是家庭设施、工业设施还是商业设施。本报告所使用的观点是戏剧表演的观点，其原理从舞台演出艺术原理引申而来。我将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基于这项研究，傅高义于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其主体研究耗时2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一直坚持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30年。傅高义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丰富而微妙。该书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保证了其现实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有别于当时传统的民族志，《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仍是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
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经典但不枯燥，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从幼儿园入学起就面临激烈竞争的学子，全时照料家庭与孩子的母亲，养家但“缺席”养育的父亲，殷盼孩子穿过考试的“针眼”、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这是《日本新中产阶级》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傅高义特地为此次的中文版撰写序言，讲述他眼里中日中产阶级的异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作导读，回顾傅高义的学术生涯。《日本新中产阶级》译本基于英文版五十周年纪念版（二〇一三年），包含了苏珊娜•霍尔•沃格尔所撰第十五章和威廉•赖•克里所撰前言，他们对日本社会的新近观察对主体研究作了及时而到位的扩充。

《悠享优阅图文馆:小玩意》可称为是由大英博物馆资深馆长领衔的人类探索丛书。这些著作通过对面具、微雕艺术品、药草、花卉等寻常物件的研究，承接了人类自我反思与探寻的亘古命题。透过这些常见的物品，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人类不断挣脱束缚、超越现实的执着与坚韧。

《甜与权力》一书便是一个绝佳范例。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这件平常事物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而不乏趣味。书中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人类学家如何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发潜阐幽？如何在平凡处着眼进而揭示出背后的不平凡？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中国“红灯区”实地调查笔记，深刻展现“性工作者”群体真实的生存状况）
时间跨度十余载的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记录其中的曲折经历，也记录刻骨铭心的感悟与反思。他们从田野归来，跨过社会鸿沟而来，带我们与边缘群体近距离相见，进而相知。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

获美国文化人类学学会2010年格雷戈里·贝特森图书奖荣誉奖
金融崩溃——无论是垃圾债券市场、互联网泡沫，还是高杠杆的房地产市场——通常被解释为市场周期的必然结果：上涨的一定会下降。在《清算》一书中，人类学家Ho Karen刺破了抽象的、无所不能的市场光环，揭示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是如何形成的。
曾在投行工作过的Karen访谈了压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佣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些从精英大学招聘的投资银行家被社会化为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世界。他们得到了丰厚的报酬，条件是随时都可能被解雇。他们的工作场所文化和特权网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工作无保障会塑造性格，而员工的流动性会带来聪明、高效的生意。基于这种与挥霍无度的交易相联系的流动性和补偿行为文化，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重塑了美国企业的形象。他们的使命是创造股东价值，然而他们的做法和假设却会产生危机。通过将投资银行家的价值行动与市场建设和美国公司重组联系起来，《清算》一书揭示了华尔街特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解读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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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就实地考察而言，华尔街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人类学领域：人类学家通常在遥远的第三世界社会工作……然而，Karen Ho博士以经典人类学的方式开始了她的研究：融入背景，专心倾听，客观中立非评判的方式，然后试图将这些点连接起来，得到关于华尔街文化如何运作的“整体”图景。这种耐心的民族志分析呈现出一个迷人的景象，这甚至对大多数银行家来说都是新奇的。
——吉莉安·泰特，《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Karen Ho是我的英雄。她的20世纪末投资银行家民族志准确描述了投行文化的虚张声势、冷酷无情和矛盾等特征。
——米切尔·阿沃拉菲亚，《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人类学家Karen Ho对华尔街投行的民族志书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旨在打破华尔街的优越光环，揭示其脆弱、矛盾的一面，以及其企业文化和集体行动常常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和金融工作者和金融市场有关，也波及美国其他企业。虽然这本书名列人类学和商业研究领域之内，但它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并将引起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以及任何试图了解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文化、实践与金融变革之间关系的人的兴趣。
——赖凯伦，《经济地理》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清算》一书对大型投资银行的运营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证实了读者的某些猜测：这些机构正在成为傲慢及坚不可摧的“宇宙主宰”，从业人员获得了难以理解的巨额收入和“做上帝的工作”的想法。然而，这也表明了金融社会学研究力量的逆转。本书有助于解释投行从业者的思考和行动方式。
——詹姆斯·G·卡里，《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对于任何打算进入全球各大银行工作的人来说，《清算》一书是必读的。事实上，即使是精英学校的教员，也开始质疑为何有这么多毕业生最终会投身金融行业。这本书应该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必读的书。”
——本·洛里卡，美国金融工程专业权威排行Quant Net
《清算》这本书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仔细观察了人们在华尔街成功或失败的方式，戳穿了很多关于市场运作的假设。”
——基尔·马丁，时代文学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清算》提供了一个丰富详细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民族志…我在本科经济社会学课程中使用了节选，并向一位投资银行家推荐了该课程。
——Aaron Z. Pitluck，《工作、就业与社会》（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私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爱情还是亲情，自由还是服从，个体如何在转型社会中抉择？
美国亚洲学会中国研究列文森图书大奖获奖作品
阅读当代中国乡村的情感与道德世界，理解私人生活背后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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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基于此，作者反思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世界的发展与变迁，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巨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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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那里，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本书以婚外包养关系为棱镜，考察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亲密关系及其背后的情感逻辑与伦理实践。基于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作者细致描绘与分析了包养关系对于商人阶层和工薪阶层男性的不同意涵，以及本地女性和外来打工妹在这些关系里的不同轨迹和经历。通过一个个耐人寻味的个人故事的讲述，本书将私人生活的选择和体验嵌入阶层变迁、城乡流动、消费文化和性别关系等社会文化背景中，探讨亲密关系如何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方式。

天上下雨地上滑，
各人摔倒各人爬。
亲戚朋友扶一把，
酒换酒来茶换茶。
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得主 文化人类学教授 阎云翔 成名之作
生育、婚礼、拜寿、丧礼；定情、求助、付酬、拍马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逃不开礼物交换。
从每个家庭都有的“礼单”出发，
一路洞察“人情”与“面子”，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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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根据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专著，主要关注了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即礼物交换。作者在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生活了七年，并为撰写本书又两度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该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

本书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提出一个解释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新理论典范，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接着论证了民族主义是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然后再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以化烧纸扎——特别是纸钱——的方式来祭奠已故亲人、祖先以及神灵。尽管常被指为浪费、淫邪，且曾被官方禁止，但这一民间传统依然长盛不衰。
《烧钱》一书从当代生活世界入手检视了这一惯俗，探究了它在传说和历史中的起源、它在古今社会形态中的角色、它的文化逻辑、它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惯俗的关系，并提出了有关其价值本质的宏大的人类学问题。作者柏桦运用了田野民族志、历史文献、民间故事等多种材料，结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理论，对“烧钱”传统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不管是从实践经验还是从理论框架上说，《烧钱》一书都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信仰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的日记在1967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式人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岛考察期间，所记日记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于当地人的态度相去甚远、充满矛盾。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当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而且他还不断怀疑自己和工作的意义，并饱受情感、健康的困扰。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各种经历，作为一本从未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他的记录简单明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新几内亚土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普通人较为阴暗的一面和他对于个人人生、事业和感情的思考。
现在，这本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因为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的困惑与坚持，更将人类学家中的“人”回归到了其原原本本的含义，将人生的这种困惑与坚持扩大到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的层面上。

作者通过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挑战了“食色，性也”的论断，揭示了“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作者探讨了从对饥饿的记忆到经济发展时代的美食，从传统中药的香气到对古典文献的挖掘，从对集体身份的颂赞到对个人经历的关注诸方面，认为这些在当代中国被体现的存在都必然创造并存留于对个人和国家生活的公众反映之中。本书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生活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她的解读不仅包括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的关注对象——家庭，也涵盖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