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作者多年深入乡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史。在平静的讲述下，乡村中国正在惊心动魄地沦陷。
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二伯父死后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
在附录“艰难的‘重返’”中，作者梁鸿首度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当时写作中的困顿。在这篇文章中，梁鸿反思“梁庄”里描述的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个体：“不管乡村的生存条件如何恶劣，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梁鸿探寻“梁庄”写作中的真实限度：“我冒险塑造一种‘真实’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 梁鸿追问“我”是谁？“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行动者？还是一个写作者、一个思考者？……
也许最终所有的叩问都没有答案，但是，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
附赠精美小册子《我们能否理解故乡？》，编者选摘了部分重点知名媒体的评论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文章，以便读者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梁庄”。
不曾认识梁庄，或许我们就不曾认识乡村；不曾认识乡村，何以认识中国？乡土中国如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病”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

纳粹、中情局、穆斯林兄弟会，
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前德国分社社长，
追踪欧洲伊斯兰激进运动70年！
慕尼黑清真寺与恐怖活动有着令人不安的联系。
1980年代，马哈莫德•阿布赫利马是清真寺的常客。不久后，他就去了美国，1993年，由于试图协助炸毁世贸中心，被判入狱。
1999年，德国警方窃听了达卡赞利的家并跟踪了他在清真寺的接触对象，其中有一位很特别的男士，穆罕默德•阿塔。两年后，阿塔驾驶着第一架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
在其后的数年里，又发生了马德里和伦敦的恐怖事件，而嫌疑对象都是在欧洲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年轻穆斯林，这让调查人员万分震惊。
对慕尼黑穆斯林的争夺，给西方带来了一种致命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激进主义，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体系，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在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中，西方直接体会了这种暴力。而它的历史更为久远，困扰了世界各国好几十年。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曾试图争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还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战之初。在这里，德国，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场心理战，一场观念之争。
整个西欧，穆斯林人数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是美国的四倍。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并没有逃过伊斯兰世界的眼睛。在这历史性演变的关头，穆兄会已经把自己的根系深深地扎进了西方社会。
没有人能说得清西方对穆兄会既迷恋又排斥的心态。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而穆兄会在西方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起源于运作慕尼黑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