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霞是我的好友，也是我认识的所有外国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烹饪的一位。这本屡获殊荣的《鱼翅与花椒》无疑是很多外国人写中国食物的书籍里极为鲜活有趣和精准的 。——陈晓卿（“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
这里是中国，一个奇妙的饮食大国。
这是关于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一个英国女孩的中国历险记。
扶霞一九九四年前往中国长住。打从一开始她就发誓不论人家请她吃什么，不管那食物有多么古怪，她一律来者不拒：第一次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亲眼目睹鸡鸭被宰杀时的惊吓、体验千变万化的刀 工、对养生饮食的叹服、品尝珍稀野味时内心的道德两难……
透过扶霞的眼睛，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角度来了解熟悉的中国菜。不同地方的食物拥有其独一无二的气质：川菜的辣带着一丝丝甜，就像悠闲的四川人，总是带着甜甜的体贴；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就跟那里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一样；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温暖而抚慰人心。
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书中呈现了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描绘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且兼具人文观察与幽默趣味。

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卡尔•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
“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
这就是大自然。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

2015年第99届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
2014年全球环保话题之书
我们时代的《寂静的春天》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图书馆杂志》年度十大好书
《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财富》年度推荐好书
比尔•盖茨、阿尔•戈尔等名人与多家媒体推荐
《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一一亲历全球生态现场，穿插结合三百年科学认知与最新锐生态观点，为读者画出了今天世界的轮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经开始。
故事有十三个。前几个故事所涉及的美洲乳齿象、大海雀还有菊石已经灭绝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远古的大灭绝及其曲折的发现过程。第二部分陈列当下的事实，在日益支离破碎的亚马孙雨林中，在迅速变暖的安第斯山坡面，在大堡礁的外围海域里。
巨变的范围是如此广大，只要在正确的指引之下，随便去哪里都能发现灭绝的现象。最后还有一个故事所讲述的灭绝差不多算是发生在我家后院——说不定，也同时发生在你家。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也能像科学家一样渐渐意识到：当前发生的这一轮大灭绝，源头就在人类自己身上。

美国，1960年代。
“如果要去荒原，你会与谁同行？”
“戴维•布劳尔。”
戴维•布劳尔，美国《荒原法案》主要推手，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地球之友创始人。他是同行眼中“荒原保护的代言人”。
在布劳尔担任执行董事期间，塞拉俱乐部的会员从七千增长到七万七千人。在他的领导下，俱乐部影响着美国有关土地、海洋和大气利用方面的立法。对于美国垦务局而言，布劳尔简直就是一个恶魔，他以一己之力，将大峡谷中两大水坝的建设至少推迟了两代人的时间，并有可能永远都造不起来。
这本书记录的是布劳尔的三次荒原之旅。与布劳尔同行的分别是：
查尔斯•弗雷泽，“美国最顶级的两位地产开发商之一”，自认为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觉得很多所谓的环境保护分子，其实是环境保存分子。
查尔斯•帕克，美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他认为，“如果在白宫底下发现铜矿，那么白宫就该移走”。
弗洛伊德•多米尼，美国垦务局局长，职业生涯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建造两百米高的大坝。他觉得“大自然毫无恻隐之心”，而布劳尔“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保存主义者”。
三场旅行，一个时代的声音。危机与变革、环境与发展、争执与妥协，所有这一切，都将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我们，是否还能与荒原同行？

对水的重视，以色列人可能无人能及。
这与犹太民族的敬水文化分不开，更与以色列建国之初所面临的困境密不可分。
在这个60%的国土是沙漠的国家尚未独立之前，犹太人已经意识到：
缺水，将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难题。
治水贯穿了以色列的建国史和发展史。
从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之初，犹太人已开始制定全面成熟的治水方案。
在以色列发展的每一阶段，水在其国家意识中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
以色列拥有世界最领先的治水技术，而对治水计划的执行力更是令人惊叹。
在以色列，水属于国家——包括每一滴雨水。
尽管以色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国家，但在水问题上的，以色列人完全认同这种国家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做法。
在事关民族利益与国家存亡的水问题上，从国家到个人，以色列处处体现出犹太民族引以为傲的智慧与坚韧。
如今，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问题。十年内，水资源短缺可能危及20%的世界人口，地球表面的60%将被改变。
“先天不足”的以色列却已是一个可将盈余用水出口到邻国的水资源强国。
在水问题上，以色列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用不断创新的水技术和一丝不苟的节水意识“让沙漠开花”。

好莱坞大片《地心营救》原著
普利策获奖作者纪实力作
《纽约时报》2014年度100本值得关注的图书及《出版人周刊》2014年度10大好书。
33名矿工，700米地下，69天营救
《深暗》为您解密智利矿难救援奇迹
2010年8月，智利圣何塞矿井的33名矿工被困700米井下，在经历破纪录的69天艰苦等待后，最终奇迹般获救。全世界媒体蜂拥至此报道此事，但很多发生在井下的故事并不被人知晓。
《深暗》是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赫克托•托巴尔的最新力作，他独家探访了获救矿工，并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次救援最终结果堪称奇迹，而33名矿工们回忆起当初的场景仍然惊心动魄——当他们想到圣何塞矿山，就联想到棺材，还有持续的塌陷、巨大的声响以及他们所寻找的教堂；而彼时全世界都在地面之上牵挂着他们。《深暗》解读了33名勇士及其家庭的故事，并追寻了让人们在这一危险地区坚持工作的神秘而强大的精神支撑力。

它曾是一个人口不到两万的农业小镇，名字取自于那条流经当地的小河。
从莱茵河辗转俄亥俄河谷扩张近百年后，1952年，世界三大化工巨头——汽巴、嘉基和山德士——来到汤姆斯河镇，成为当地最大的私人雇主，也使小镇发展成全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1957年，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测出了化学污染物。
1967年，对镇上的供水系统做出调查后，当地水务公司和化工厂达成秘密协议，并发布调查结果：“镇上的饮用水绝对安全。”
1974年，居民再次发现饮用水味道不对，当地报纸开始关注污染和健康的“传闻”，县卫生部调查后不了了之。1975年，公司再次做出回应：“饮用水绝对安全。”
1982年，13岁的兰迪被确诊患上了成神经管细胞瘤。纽约医院的医生发出感慨：“又一个从汤姆斯河镇来的。”当地居民谈癌色变。此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介入调查。
1984年，汽巴-嘉基排污管道破裂，天机泄露。
1986年，新泽西州卫生部展开全面调查。
1991年，汽巴-嘉基关闭了汤姆斯河镇的排污管道。1996年，汤姆斯河镇化工厂关闭。1997年，瑞士总部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国和使用国。1996-2010年，中国的苯、乙烯和硫酸的产量翻了两番。巴斯夫，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有7000名员工和40家工厂。陶氏化学，在中国有4000名员工和20家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