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起源于作者詹姆斯·道斯对二战老兵“中国归还者”的访谈。这些人年轻时曾犯下最残暴的罪行，却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反战主义的布道。作者以小说家的笔法演绎抽绎他们的战时回忆，串起了本书各主题之间的脉络，并汇集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于“恶”的思考，藉以还原“邪恶”的真相、成因、背景，及其内隐的意涵。
作者也借此探讨了再现创伤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和悖论，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邪恶和残暴等人性的晦暗面，而在这一过程中，“同理心”又能发挥多大效用。此一困难的人性钻探，将在阅毕本书后得到解答。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自1951年出版后，《狂热分子》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爱的艺术》作者 艾里希·弗洛姆
影响现代人精神生活最深远的社会心理学名著
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艾里希·弗洛姆
“极其重要且令人深思的著作！”
—《纽约先驱报》
“极为精彩地分析了当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官能性病征。”
—《国家周刊》
“弗洛姆的思想值得所有关切人类处境及其未来者的高度重视。”
—《华盛顿邮报》
弗洛姆语录
自由是所有成长的基本前提。
自由虽然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思想能成为……才能变为现实。
我们不能丧失现代民主所取得的任何基础成就，无论是最基本的代议制政府（即民选且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还是《权力法案》赋予每位公民的所有权利。我们也不应该伤害下述这些新的民主原则：任何人不得挨饿，社会必须对所有成员负责，任何人不得因害怕失业和饥饿而臣服于他人或失去尊严。
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和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这是艾里希·弗洛姆在1941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里程碑式著作《逃避自由》中所探讨的主题。
《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极权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逃避自由》即是弗洛姆对两次大战之后社会政治现状的诠释，也是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系统而强烈的批判，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的不朽名著。
弗洛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在书中主要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他提出,如果民主的兴起让某些人自由，那么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个人感到孤立、无能为力的社会。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逃避自由》这样深入地解释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主义机制滋生的原因。也很少有心理学家像弗洛姆这样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塑造、民主政治的真义，以及个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致孤独、自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