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一种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却使人民 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
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专制或极权。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 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徐贲

American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now depend on Asia. William H. Overholt offers an iconoclastic analysis of developments in each major Asian country,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Drawing on decades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experience, he argues that obsolete Cold War attitudes tie the U.S. increasingly to an otherwise isolated Japan and obscure the reality that a U.S.-Chinese bicondominium now manages most Asian issues. Military priorities risk polarizing the region unnecessarily, weaken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that engendered American preeminence, and ironically enhance Chinese influence. As a result, despite its Cold War victory, U.S. influence in Asia is declining. Overholt disputes the argument that democracy promotion will lead to superi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and forecasts a new era in which Asian geopolitics could take a drastically different shape. Covering Japan, China, Russia, Central Asia, India, Pakista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Overholt offers invaluable insights for scholars, policymakers, business people, and general readers.

《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是作者对香港以及通过香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他想追问的是“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全书共13章，从2007年第9期开始以“香江边的思考”为副题在《读书》不定期连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08年8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其中的一部分以《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为书名结集出版。

《社群主义》(修订版)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有人说，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正义，而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在20世纪90年代，正义和社群两者同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题。社群主义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规范理论上都与自由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全书以“中国”及其“现代”为核心关怀，讨论的多是90年代以来社会急遽转型中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和知识群体明显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思想的状况与问题；同时对60年代末期以来，东西方均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现代政治分析》初版的 1963 年，正是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最为盛行的时侯。行为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学说，只是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它的主要特点恰恰就在于否定政治哲学的倾向。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应成为一门“经验科学”，注重可以观察到的政治行为，并进行尽可能量化的分析。然而，行为主义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恰恰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前提的，在否定价值判断的表象背后，实际上却反映出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观念中，政治哲学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争论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争论在几个世纪后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行为主义看来，现存的政治模式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最佳选择，而且应该成为评判的标准和普遍适用的模式，这正是当时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喧闹的实质。作为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泰斗，达尔在本书中关于多头政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就极为鲜明地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政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达尔一方面声称“大多数美国人都设想，民主政制是最好的政治体系”，同时又承认由于政治体系的差异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似的选择”，“没有一种类型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这些话反映了达尔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学家的矛盾心态和面对当代世界的困惑。
由于行为主义主张所谓“纯科学”的研究，不关心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回避对种种政治选择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这就决定了它必然遭致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到 60 年代，美国由于深深地陷入越南战争而导致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分裂，触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道德风气也每况愈下，因而削弱了美国人“先前较为舒坦和乐观的信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界开始寻求某种变革。 1969 年，新当选的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戴维．伊斯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了所谓“后行为主义的革命”。两年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一书，试图建立一种继承社会契约理论的传统的、取代现行功利主义的、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理论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也昭示出后行为主义的基本特点，即重新重视政治哲学问题，重新关注价值和道德的地位和意义。达尔作为一位有学术造诣的政治学家，敏锐地看到了“罗尔斯热”的意义，积极地接受了后行为主义的变革。我们在研读达尔的这本书时，需要特别注意其中的第九章。虽然在前几个版本中，都安排了“政治评价”一章，并且在 1976 年第三版中探讨了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的关系，但随着后行为主义的发展和对政治哲学的重视，达尔在第四版大幅度地改写了这一章，直接地探讨了政治哲学的衰落和再次复兴。达尔概括地评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提出的理论及其对复兴政治哲学的意义，认为应该改变 20 世纪政治哲学主要靠吃老本、政治学单纯热衷于经验分析的状况。
美国政治学的这场“后行为主义革命”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和抛弃行为主义，而是企图找到经验科学与政治哲学的结合点。达尔认为，经验取向或科学取向与规范取向能够而且应该互相补充。离开经验分析，政治哲学容易变得离题甚至愚蠢；而忽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他希望政治哲学可以为经验调查提供判断的标准。从纯粹方法的角度看，达尔的这些见解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学家的科学态度，毫无疑问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后行为主义的革命可能带来美国政治学分析方法上的某些改进，但是，既然达尔心目中的价值和道德评判仍然是以西方的政治模式为标准的，是否能够指望依靠达尔所提供的方法和工具，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呢？我们在研读该书时，是应该提出疑问的。

为什么“民主”这个曾经的“坏东西”会变成“好东西”？作者以成熟的西方民主为例，深入浅出地展现了现实世界中民主体制的许多实证性问题。作者从民主的起源和演化讲起，逐一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西式民主的机制与运作及其实效与反思。全书不仅是对西式民主的介绍，也是对其的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