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导读推荐：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到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
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宪法的守护者》最早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於1929年，经过大规模的扩展，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於1931年。当时正值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的时刻，空前的政局动盪、经济危机，赋予非常状态的概念以一种迫近的现实感。面对风雨飘摇的局面，施密特提出了一个类似於「谁来决断」的严峻问题：谁来维护宪法？

《科西嘉制宪意见书》写作于《社会契约论》出版之后，是卢梭以“立法者”身份指导科西嘉制宪、将《社会契约论》原理运用于当时代的具体宪政实践的典型个案。
本文篇幅不长，正文前面的“序言”尤为简短，短短几百字却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必然产生弊病的根源和救治良方阐述得十分精辟；正文对科西嘉岛的社情民意进行了充分评估，对科西嘉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进行了总体设计，从中可以看出卢梭对农业、农民与平等、朴素的自然美德的推崇以及对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不平等与道德蜕变的警觉，反映了卢梭对日内瓦式的“小国共和”理想的坚守。

英国是“宪政的母国”，首创了司法陪审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两党制和文官制；英国的宪政发展是漫长的，它是第一个摧毁专制政体的国家，但也是最后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英国是保守的，引用习惯法和古代法律是政治较量中的惯用手段；英国又是灵活的，关键时刻不惜邀请外国君主驾临不列颠，赶走专制国王。可以说，英国是供宪政考古的博物馆，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本书是研究英国宪政史的力作，对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过程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