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day's discourse on nationalism is engaged by dynamic theoretical models derived from studi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socio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This is the first book of its kind to apply this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the Arab Middle East, with essays by Beth Baron, Fred Halliday, Rashid Khalidi, and Emmanuel Sivan.

历史话语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只有当底层造反时，主子们才意识到仆从们也有意识。
——帕尔塔·查特吉
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活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菲利普·霍尔登
前 言
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的最后一幕，引用了伽利略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由于经典力学假定两点之间在理论上是无阻碍的，因而这个论断有反讽的意味。可在秩序混乱的政治领域中，这却可以被看作真理。
很明显政治理论家们并不重视这个事实，即政治必然在一个话语意义不甚确切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在政治家那里，概念是不明确的，这样概念就有了政治价值，因为不明确所以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在那里目的自相矛盾，而结果则不可预料；行动变幻莫测；选择都是战略性的，相对的而不是单义和绝对的。然而，这个充斥着模糊和虚假、操纵和欺骗、梦幻的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在这里，明确了目的，建立了规则，确立了价值，完成了革命并建立了国家。
这本书是有关政治革命的，但其过程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即从历史中选取起因和高潮两点，两点之间以一条直线贯穿。有论点指出，革命从根本上说并不只是革命。在转变、动摇、中断以及无法预测的变化中，被支持的和受到压制的东西一样多，从中你会意识到在这一复杂运动的进程中历史的合理性要多于那些偶然的或干扰性的因素。通过研究形式不一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找到线索，理解民族主义思想史在今天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我本想将这本书命名为《曲线》，但比我精通出版业务的朋友劝我说，这不是一个挖掘潜在读者的好办法，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于1981—1982年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期间动笔写作本书，我非常感谢Nuffield基金会给我的出国奖学金。1982—1983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期间，继续写作本书，回到加尔各答时已完稿。对于牛津大学Bodlian图书馆，堪培拉ANU图书馆，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图书馆，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职员的帮助，我万分感激。
曾看过及评论过本书初稿的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 沙希德·阿明， 贾苏特罗·伯格奇， 迪拜什·哲格罗伯蒂， 约翰·达恩， 欧姆卡罗·古斯瓦米，拉那吉特·古哈，德伯蒂·古哈·塔古达， 苏迪伯达·卡维拉吉，鲁德罗·穆凯吉，哥耶·班代，阿毗吉特·森，阿肖克·森。对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谨此致谢。
我在阿尔及尔、牛津、堪培拉、巴罗达、巴黎和加尔各答的研讨会上发表并讨论过本书的不同章节，在此向所有与会者致以谢意。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学的金海德·穆会古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Zed Books的罗伯特·摩太诺和安娜·格沃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拉维·达耶勒，鲁古·俄德弗尼，在本书出版方面给予的帮助。同时谢谢梅·迈肯思和玛格丽特·豪准备打印稿。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卡马丽的支持和理解。
帕尔塔·查特吉
1985年12月于加尔各答
译 后 记
本书由范慕尤和杨曦合作翻译，范慕尤负责前三章的正文，杨曦承担了后三章、全书尾注和索引的翻译。北大英语系的张琪校对了全文。在此过程中，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毕业的周陈校对了后三章的正文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北大印地语专业的王静老师帮助译出了一些印地专名，此外印度语言文化专业的张幸帮忙解决了大部分的孟加拉语专名翻译。北大东语系段晴教授也不时给予点拨，对他们的大力帮助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证。
范慕尤 杨曦
2007年4月20日

1994年，總統李登輝提出南向政策，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從理論、歷史或自然等面向，著文為「南進」背書。學者陳光興由此感受到台灣思想及學術界的局限：在這塊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土地上，大多數人竟閃爍著相同的帝國主義慾望。

由此出發，美國學術訓練出身的他，開始將視角轉向亞洲，檢視同樣遭受殖民歷史的地區，是否也產生相同的思想局限。

在十餘年闖蕩亞洲的思想實踐中，陳光興指出幾個曾經影響亞洲的重大歷史事件（帝國主義、殖民、冷戰體系），依舊發揮強大的影響力，牢牢地控制我們對世界的想像。

於是陳光興發展出去帝國、去殖民、去冷戰三位一體的的問題意識，並且明確指出，要逃離這種歷史宿命，就必須以「亞洲作為方法」：透過亞洲視野的想像，亞洲間的各個社會可以相互看見，轉化自身，提出根植亞洲經驗的世界觀。

在英國跨國出版社Routledge出資的狀況下，陳光興開始參與創辦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國際刊物，希望發展出亞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平台。對他來說，這就是「亞洲作為方法」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