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教授近年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反映他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反思与理解。这些与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历史、发现中国、认识世界异曲同工，一个目的即追索历史的纵深感，尝试发现和讲述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的历史论述，示范了一种健康的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 我们的历史知识从哪里来？
★ 传统的历史叙述、众所周知的历史认识会不会出错？
★ 为什么历史会被滥用和错用？历史知识为什么会有偏差和错误？
★ 匈奴是故事还是历史？以狼为祖先的是传说还是真实？
★ 西欧骑士身上的佩剑真的来自中国吗？
★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到底是什么？
★ 反思历史叙述的单一与纯粹，示范如何独立、健康地分析和观察历史的典范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是历史学家的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本书是多和田叶子基于旅居德国时的所闻所见所撰写的随笔集，是其“自我观察日记”系列的一部分。她从日常生活遭遇的微妙的违和感展开，以幽默风趣的文笔，深入浅出地探讨了深藏在语言差异背后的德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断裂处。

★ 一段东京留学生活的真实记忆，一种 日本社会人情风物的全景式展现。
★ 图文并茂，理性的审视思考与感性的人文情怀在笔端自然流露，阐释了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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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书中讲述了作者在东京留学期间点滴生活片段，从一个对异域文化的旁观者到一个融于异国社会生活的亲历者，心境与观念所发生之变化。在这本回忆性质的随笔集中，他用一种观察者与体验者交织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和国民生活，小到对日本友人的言谈、处事的描绘，大到对日本的政界更迭、社会事件的评议，虽平淡、细微，却是日本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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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生活与故乡情境的重叠、个体人生际遇与天下国家的交错、理性与情感的紧张…..这一切都以某种圆融无碍的方式嵌入于作者在日本多年亲历的修学生涯之中。书中大多写的只是一些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其平淡可亲的笔调之下，日本社会生活的本质特质已然得到全景式的展现。作者对于这段记忆的重新书写，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这种对文化的自我叙述方式也即重新书写从个体到群体的生命状态；它既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共同的“乡愁”，亦能勾起人们对内心深处的“故乡”与“家园”的寻觅与呼唤。

本集收录记者、自由作家罗四鸰的生活随笔、书评和文化观察笔记数十篇。生活、读书以及由此二者带来的对善的寻觅，共同形成了罗四鸰的自由源泉。
怀念野蛮时代的卢梭、带着“傲慢与偏见”的阿伦特、20世纪90年代的全民偶像Beyond乐队、新近发生的波士顿爆炸事件…… 无论书写何物，罗四鸰的文章始终起自美国文化，终于对中国的思考，省思历史的同时不忘观照当下。她将自己真挚而潇洒的情感与思考付诸笔端，字字较真，入情入理，凭着文字向内心纯真的善意靠拢。

六是一位住在大理的日本人、自然农法的传承者、自然教育的实践者、自由音乐人、80后旅者。他不愿过朝九晚五、消费至上的都市生活，渴望亲近自然和传统，于是周游列国，后来到大理生活了七年，以自然农法耕种、酿造，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吹迪吉杜里管，亲自为三个孩子接生，以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大理新生活的地标。
七年前，苏娅和六结识。两年前，她开始跟六一同种稻、灌溉、除草、收稻、酿酒、做味噌，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劳作，感同身受地写下六一家平凡、美好、自足的生活。
《六》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一本奇迹之书，六活出了生活，苏娅写出了生活。

中日关系，始终是每位中国人都应该直面的一个现实
中日两国百年恩怨的前世今生
两国未来趋势最具预见性的著作
本书是作家张承志总结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虽然没有面面俱到，但若干章节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尽管时而披沥胸臆，但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不同于往昔的名人旅日谭，也不同于当今的学者论文集，虽是一册散文，但力求处处考据。此书以良知与自省为武器，把中国同时作为剖析和批判的对象，大声疾呼着历史的大义、国家的和平，以及民族精神的升华。

★ 刚才有年轻人问：“谁能救救我们？”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年轻人不舒服：这是奴才的思维。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陈丹青
★陈丹青称他为“不一样的动物”。戛纳国际电影节“金马车奖”获得者，首个获得该奖的华人导演贾樟柯第一部回顾其电影创作和思路历程的著作。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喻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
最后他说，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空洞的词——我们是谁？
——贾樟柯
★“邮政绿”皮面软精装设计，适合随身携带，细细品读“柯长”对电影艺术、社会现状的深刻思考。
本书稿是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第一部回顾其电影创作和思路历程的著作，也是对其1996到2008年这十余年来导演生涯的梳理与总结，全景记录了这些年来其思考和活动的踪迹。此书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此次经作者重新修订，改版推出。书中收录了贾樟柯导演生涯各时期对电影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独特的思考，另有多篇与电影界、艺术界、媒体等多领域关键人物的代表性访谈。全书以贾樟柯所拍电影为纲，所有收录文章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呈现出导演个人敏感而执着的心路历程，也体现出贾樟柯以电影抒写乡愁的深切情怀。
摄影机面对物质却审视精神。
在人物无休止的交谈、乏味的歌唱、机械的舞蹈背后，我们发现激情只能短暂存在，良心成了偶然现象。
这是一部关于现实的焦灼的电影，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我们面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
<导演的话>（“1998年，小武”）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喻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
最后他说，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空洞的词——我们是谁？
<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在法国的一家影院，我观看了文德斯的最新纪录片《乐满哈瓦那》（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这部主要拍摄于古巴、讲述几个老爵士乐手生活的影片也是用数码技术拍摄，而后转为胶片的电影。银幕上粗颗粒的影像闪烁着纪录的美感，而数码摄像机灵巧的拍摄特点，也为这部影片带来了丰富的视点。观看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观众热情的掌声，不禁让我感慨，一种新的电影美学正在随数码技术的发展而成型。数码摄像机对照度的低要求，极小的机身，极易掌握的操作，极低的成本，都使我们看到一种前景。
<有了VCD 和数码摄像机以后>
这些年来，我目睹了太多朋友想拍一部电影而经历的遭遇。有的人怀抱一叠剧本，面对“推销者勿入”的牌子，艰难地推开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各种各样的脸色面前，自尊心严重受挫，理想变成了凶手。有的人将希望寄托在人际关系之上，千方百计广交朋友，在逢场作戏中盼望碰到大哥，能帮小弟一把。但大哥总在别处，希望总在前方。有一天突然会有“老板”拿走你的剧本，一年半载后，才发现“老板”也在空手套白狼，而且不是高手。也有人在向外国人“公关”，参加几次外交公寓的party 后，才发现洋务难搞，老外也一样实际。大小娱乐报纸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繁荣景象。但在北太平庄一带遛遛，心里依旧凄凉。机会看起来很多却无从入手。于是电影研究得越来越少，社交能力越来越强。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偶尔相聚，在北航大排档喝闷酒，猜拳行令时开口便是：“人在江湖漂呀，谁能不挨刀呀！一刀，两刀……”
<东京之夏>
后来有人跟我说，你选择小偷这样一个角色作为主要人物缺乏普遍意义，不符合你记录这个时代的创作意图。我觉得要谈一个作品里的角色有没有普遍性并不在于他具体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而在于你是否能从人性的角度去对这个特定的角色加以把握。
我之所以会对小偷这个角色感兴趣，是因为他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种角度，通过这个角度去切入可以表现出一种很有意思的关系转换。譬如小武的朋友小勇，他本来也是个小偷，通过贩私烟、开歌厅，摇身一变，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民营企业家”。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关系的转换：贩私烟→贸易，开歌厅→娱乐业，像小勇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如鱼得水地变来变去，不断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有小偷，到什么时候他也只是个小偷。
我的这种美学偏好，可能多少来源于我对博尔赫斯小说的阅读经验。当然我读的是中文译本，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原来的文字。通过译本，我所接触到的是一个个不带修饰成分的具体的文字意象，博尔赫斯用这样一种简洁的文字通过白描为我们构筑起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想象世界—这正是我在拍电影的时候非常想去实现的。像《小武》里梅梅吻了小武以后那一组镜头的安排，画外配上了吴宇森《喋血双雄》里的音响，目的是想制造这样一种间离的效果：使我们的感知能够来来回回地在现实和非现实的两个层面上自由地进行穿梭。
<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对谈）>
但电影开演后，我一下跌进了杨德昌细心安排的世俗生活中。这是一部关于家庭、关于中年人、关于人类处境的电影。故事从吴念真饰演的中产阶级扩展开去，展示了一个“幸福”的华人标准家庭背后的真相。我无法将这部电影的故事一一道出，因为整部影片弥漫着的“幸福”真相让人紧张而心碎。结尾小孩一句“ 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更让我黯然神伤。杨德昌的这部杰作平实地写出了生之压力，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我无法将《一一》与他从前的电影相联系，因为杨德昌真的超越了自己。他可贵的生命经验终于没有被喧宾夺主的理念打断，在缓慢而痛苦的剥落中，裸露了五十岁的真情。而我自己也在巴黎这个落雨的下午看到了2000 年最精彩的电影。
<谁在开创华语电影的新世纪>
我的方法是根本不介入那个所谓的圈子之中，更对其中的恩怨不感兴趣。在北京，相对来说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虽然多少有些封闭，但我在其中可以焦点集中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希望能够逐渐在电影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方法，让我能不太在意创作之外的事情，包括影展的得失和票房的好坏。因为这两者都不是我的终极目标，让我焦灼的永远是艺术上的问题，而艺术问题是你自己的事情，与圈子无关，与他人无关。
<经验世界中的影像选择（笔谈）>
我特别喜欢安东尼奥尼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进入一个空间里面，要先沉浸十分钟，听这个空间跟你诉说，然后你跟它对话。这几乎是一直以来我创作的一个信条，我只有站在真的实景空间里面，才能知道如何拍这场戏，我的分镜头差不多也是这样形成的，它对我的帮助真是特别大。在空间里面，你能找到一种东西，感觉到它，然后信赖它。
我拍了很多空间。火车站、汽车站、候车厅、舞厅、卡拉OK、台球厅、旱冰场、茶楼……后期剪辑的时候，因为篇幅的限制，好多东西不得不去掉，我在这些空间里面找到了一个节奏，一种秩序，就是许多场所都和旅途有关，我选择了最符合这条线的东西。
电影是一种工业，拍电影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工作，一个导演独立制片的方法也是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带来的捆绑和束缚。那种束缚不单是制片人的压力，电影审查的控制，电影制作方法本身也是一种规范，DV 带给人一种摆脱工业的快感。在拍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先带我们去煤矿拍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出来以后，就是电影里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些人在等车。太阳已经开始下来，一下就有被击中的感觉。我就拍这个地方，一直拍，一直拍，拍了很多东西。当我拍那个老头儿的时候，我已经很满意了，他很有尊严，我一直很耐心地拍他，当我的镜头跟着他上了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就闯入了，我的录音师说我那一刻都发抖了。我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背景是非常平板的工人宿舍区，那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宗教感，就一直跟着拍；然后又有一个男人突然进入了，他们什么关系，不知道，最后两个人都走掉了。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每分钟，都是上帝的赐予。
<《公共场所》自述>
我还是习惯下午在黄亭子见人：约朋友举杯叙旧，找仇家拍桌子翻脸，接受采访，说服制片，恳求帮助，找高人指点。酒喝不多话可不少，我的家乡汾阳产汾酒，常有名人题词。猛然想起不知谁的一句诗：有酒方能意识流，大块文章乐未休。于是又多了一些心理活动。在推杯换盏时心里猛地一沉，知道正事未办，于是悲从心起。话突然少了，趴在桌子上看烛光跳动，耳边喧闹渐渐抽象，有《海上花》的意境。于是想起年华老去，自己也过上了混日子的生活。感觉生命轻浮肉身沉重。像一个老男人般突然古怪地离席，于回家的黑暗中恍惚看到童年往事。知道自己有些醉意，便对司机师傅说：有酒方能意识流。师傅见多了，不会有响应，知道天亮后此人便又会醒：向人赔笑，与人握手，全然不知自己曾如此局促，丑态百出。
到了下午，又在等人。客人迟迟不来，心境已然没有了先前的躁动，配合下午清闲的气氛，站起来向窗外望。外面的人们在白太阳下骑车奔忙，不知在追逐什么样的际遇。心感苍生如雀，竟然有些忧伤。突然进来一位中年女子，点一杯酒又让小陈放张信哲的歌，歌声未起，哭声先出。原来这酒吧也是可以哭的地方。
现在再去黄亭子，酒吧已经拆了，变成了土堆。这是一个比喻，一切皆可化尘而去。于是不得不抓紧电影，不为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
<有酒方能意识流>

小津安二郎记忆里的东京，是银座服部大钟夜晚八点准时响起时，透过五丁目鳗鱼店苇门，看到的金黄色夜景。
鲁迅记忆里的东京，是夏夜夜晚透过宿舍窗户，瞧见江户川水面上，优雅飞舞的萤火虫。
村上春树记忆里的东京，是住在切片蛋糕形状的狭窄破烂屋子里，免费享受灌进屋子里的阳光与凉风。
老东京人记忆里的东京，是风铃、煤炭炉、蚊香、榻榻米，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Always幸福的清贫生活。
我记忆里的东京，是在春天的东京湾浅滩挖蛤蜊，在夏天的神田川畔抓鳗鱼，是在上野公园百年木造音乐厅里，聆听来自过去的乐音。
这些美好的昨日景象，至今仍在我这一代东京人眼前，栩栩如生演出着……

朱天心半生回望，三十三年文学回忆录
恒常穿越京都，活化石般总是在场
“三三” 成为历史,《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 ——杨照
老轮船妄图离港，
她刮除覆满周身的藤壶，清装卸重，
却一晌贪欢，陷进洪流，
由此才有旅人的三十三年梦。
落花之梦，以轻为名，却是不能更重了。
宁宁道上人影幢幢，我看到在愁烦心事、在想着自己进行中的小说的三十出头那时以为自己好老人生已走到尽头现在看去多么年轻的自己， 我看到牵着女儿、弯下身子与大头妹说话的唐诺，
我看到二十二岁时穿着长袄打两条及胸辫子、出神出世的天文，
我看到因疾走而长袍角扬起的胡兰成爷爷，
我看到盛年时的父母，我看到宏志宣一俩牵着阿朴的背影，大春美瑶和两岁的张容，丁亚民卢非易杜至伟黄宗应这些少年友人，老焦焦雄屏的比我还爱进玻璃小店，一僧一道也似的吴继文和黄锦树，当时的好友萧维政老萧，当时我最喜欢的以军郑颖，正益小郑一家，丽文乃菁马各，最能走最会看的俊颖，侯子……更别说坐在婴儿推车里专注两眼不言不笑的盟盟。
我清楚记得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笑语。
我第一次来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