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讲述值此世纪末，衷心祈愿这里所议论的人物在下一世纪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淡出；当然，作为光辉的典型人物，他将和哈姆雷特、唐·吉诃德等不朽的名字一样万古不朽。阿Q，是一个卑微渺小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巨大的名字。我不说：“伟大”而说“巨大”，是因为这个小人物的确称不上伟大，但这个名字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涵容量却真是巨大得无比，我想不出世界任何一个文学人物能有阿Q那样巨大的概括性，把几亿人都涵盖进去。几乎每个中国人，你，我，他，都有阿Q的灵魂的因子。阿Q是一个“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的奴隶，比“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奴隶更可悲。做不稳，就要挣扎。他的挣扎当然不可能有过五关、斩六将或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英雄事业，但作为一个小人物，他的一生也够悲壮的了。使阿Q的一生焕发悲壮的光采的是，他不仅呈现了清末民初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灵魂，几千年来成群而生、成群而死的默默的生长和枯死的灵魂；更是藉着这个灵魂的勾勒，多方面地全国民性的痼疾爆了光。阿Q虽然枪毙了，但他的阴魂不散，时时附在中国人的身上。因为痼疾的病灶埋藏得既深且久，不时复发，至少在本世纪还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但愿即将降临的新世纪，这个人物在中国淡出，只留下无与伦比的形象在艺苑中永生。这肯定也是创造这一典型人物的鲁迅的夙愿。

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剧〕，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语丝》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本书于于年1927年4月由作者亲自编定，同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印行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此后印行的版本，除个别字和标点有所不同外，各篇文字大都和初版相同。《题辞》在本书最初的几次印刷都曾印入；后来被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机关抽去〔鲁迅在1935年11月23日致邱遇信和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信中，均提及此事〕，至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野草》的封面画系孙福熙所作，初版封面题字署“鲁迅先生”，后按鲁迅意思改为“鲁迅著”，鲁迅在1927年12月9日夜致章廷谦信中曾提及此事。
鲁迅写作《野草》时，适值“五四”退潮，正如作者在《〈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编成本书的时候，如《题辞》篇末所记，正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的稍后。
关于本书各篇作品，作者在1931年曾为本书的英译本写过一篇短序，作了一些说明，收在《二心集》中。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鲁迅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中说：“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呐喊》是鲁迅1918-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等14篇作品。当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朝花夕拾》(初中部分)(修订版)的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第一篇作品《狗·猫·鼠》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噑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狂人日记》是鲁迅1918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由于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社会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尖锐。鲁迅以他锐敏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表现了彻底的反抗。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 真正的现代白话小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作品，已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特色，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法不叹服于先生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