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杂志1985年创刊。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强调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新闻操作，形成了特有的品质和气质，形成了对社会问题特有的解读和视角，形成了特有的文采风格，因而，吸引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并得到读者认可，巳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南风窗》与共和国同行，深切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以开放的心态透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形势，紧密追踪中国政经领域和社会文化变革中的重大事件、热点难点、汇聚主流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声音，提供有建设性的思考，形成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精神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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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其实没有政府？
为什么负债对你不好，以及为什么我们通常所说的“效率”根本缺乏就是效率？
为什么政府和社会政策保护强者，却伤害弱者？
为什么你应该在还没入职之前，就应该写好辞职信？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为什么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就像人的骨头承受压力和紧张会变得更加强壮，谣言或暴乱在有人试图压制它们时会变本加厉一样，生命中的许多事物也会受益于压力、混乱、波动和不确定。
畅销书《黑天鹅》告诉我们，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和无法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在世界上几乎每一种事物的身上都会发生。在《反脆弱》一书中，塔勒布告诉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的生存法则，他找到并定义了“反脆弱”类事物：每一个事物都会从波动中得到利益或蒙受损失，脆弱性是指因为波动和不确定而承受损失，反脆弱性则是指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从混乱和不确定中获利。
反脆弱类事物不只受益于混沌，也需要适时出现的压力与危机，如此才能维持生存与实现繁荣。作者还认为，不确定性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且建议我们培养反脆弱性的特质。反脆弱性超越强韧性或坚固性：强韧性只能够抵抗震动和维持原状；反脆弱性则会让事物变得越来越好。此外，反脆弱性还可以避免预测误差，并且保护事物不受负面“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这本书大谈试错法、人生的大小决定、政治、自治市、战争、个人理财、经济体系和医疗系统……风格独树一帜。《反脆弱》性是我们生活在不确定世界中的“导航仪”，也是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的终极自保指南。

一批彼此并不相识的年轻人——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走进了“斯坦福监狱”。他们并没有犯罪，只是受募到“监狱”——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精心布置的地下室，接受一项试验。大学生们被随机地分为“狱卒”和“犯人”，然后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试验。然而，试验仅仅进行了一周，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变成了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试验不得不终止了。受试者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使作者得以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析“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分析造成监狱虐囚和种族屠杀的情境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会不会使我们像上帝最钟爱的天使路西法那样不知不觉中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从而堕落成为魔鬼？我们如何抗拒情境影响力？作为心理学教授的作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极有说服力的分析。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
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泰戈尔在苏联短短两周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让他又惊讶，又欢喜。他看到苏联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建设新生活的高涨热情，看到了苏联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新型的民族关系，看到了苏联在惠及广大民众的普及教育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都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向往的东西”，他怎能不满怀喜悦、欢欣鼓舞呢？他还十分赞赏苏维埃政权把人民群众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因为“俄国革命者在十年内就把千百万人从愚昧和耻辱的社会底层拯救出来，并且不仅教他们读书识字，而且还教育他们尊重自己的人格”。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不管别的国家的宗教人士怎样谴责他们，反正我是不会谴责他们的。无神论要比宗教迷信好得多！”旗帜鲜明地站在苏联的一边。

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本书是关于现代男女都市合租生活的实录。如今在各大城市的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就是:“诚征室友”的广告。而男女1+1的合租方式，总是被人们盖上“性”的印章。而如今的1+X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和租合法吗？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合租房中的流露出青春的快乐、激情澎湃，飘出为自己活着的个性口号。合租房中或许更多的是第三种友谊，本书是一本合租房的日记，细细读来，体味的是当今年轻的飘一代……

过去一百年间，经历了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传统的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面临挑战；经历了政治上的几番冲击，曾经给一些人以支撑的意识形态也产生摇摆。
不受节制的商业化浪潮，最彻底地冲刷了人们的心灵，一些中国人变成了虚无主义者。
其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不能没有信仰、道德、伦理，不能没有理性精神、公益精神，也不能没有文化自信。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重建其精神世界的某些迹象。也许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人的精神重建的时代。
一旦人们获得自然的自由，则人们会本能地寻找一种更为正当、自己的文化，也可以和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安顿中国人的身心。
本书将透过目前看似混沌的社会乱象，掘发那些致力于精神重建的人们的故事。

本书最重的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我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这害虫般嘲弄，却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神视的开始。
薛涌虽然去国十年，其文章却清通易懂，没有多少“洋气”；而且薛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其思路爱在带有“方向性”的地方环绕，也就是说，他总是力图给其论述的问题找出健康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吃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亏已经太多太多。薛涌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功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篇幅不长却很睿智的文章上了。
不妨先看一下《谁的大学》一书中的部分标题：“大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21世纪的大学向何处去？”“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何处？”“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这些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思路，在那些忙于“抓紧”、“建设”、“提高”、“考核”、“评审”、“验收”的教育官员、大学校长、专家学者那里，可曾看到？如果只会在给定的、陈旧的、并无活力的框架里疲于奔命地“抓紧”、“加强”，不就是在为“南辕北辙”现身说法吗？那些堆积如山的教育理论、规划、书籍、论文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辟不出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明知此路实为“南辕北辙”，可因这“辙”里有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就振振有词地论证其“合理性”，符合“国情”，就更没劲了。
北大精神为什么“破产”？美国教育为什么是“没有基准的优异”？先后就读于中美名校的经历使薛涌准确地找出了二者之间在办学方向、办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前者犹如筛子，从幼儿园筛到博士，不停地制造着“失败者”，少数“成功者”也难免中看不中用；后者犹如春风雨露，帮助学生自己在大地上扎下根须，吸取营养，老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引导而绝非灌输。这种差异必然使前者的路越走越窄——大学失去普世性、超越性，水平每况愈下，问题层出不穷，无法自我更新；后者的路则越走越宽——大学不仅使学生“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而且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创新性思维的来源，开创性研究的核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起到了引领和价值尺度的作用。
“方向”明确之后，薛涌还有很强的“建设性”，即实现方向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方面，薛涌一点不含糊——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建设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的学生自己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大学，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如此一席话，不知可会让那些吃教育、喝教育的“寻租者”心惊肉跳？
如果说中国教育的误区是在“精英”，中国足球的误区就在“炫耀”——“足球本是穷人的运动，看看贝利的成长就知道”，可中国的足球却是地地道道的“豪门盛宴”：足球职业化十一年来，已烧掉了数百亿元，换来的却是空空的看台和屡战屡败的“成绩”，再加上假、赌、黑和足坛内部的纷争，中国“第一运动”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糟。
出路在哪里？薛涌当仁不让——“未来的中国职业足球，一定要接受过去十年的教训，从低起步，控制成本，运动员拿一般老百姓的薪水，使足球能赚足球的钱。一旦中国足球在世界露了脸，国内职业足球起步，俱乐部自负盈亏，中国足球就上路了。
“我相信，这一‘薛涌计划’比任何现有的计划都更有前途，球迷们可以自己比比看。关键是要触犯足坛的既得利益，让草包们失业！但十年后，真正的职业足球会在中国立足、赚钱。那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向国家提出：每年以10％的速度，削减足球经费。二十年后，足协不向社会要一分钱，相反，中国职业足球将是体育和娱乐界的纳税大户。每年为社会贡献上亿元人民币的税收，就像美国的职业三大赛那样。”
多好的前景啊，“可惜”还要再等二十年，而我们这里有的只是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大梦，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等。所以无论是教育还是足球，薛涌那充满拳拳之心的意见往往“根本没人爱听”。薛涌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谁的大学》后记中不无沉重地说——“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大学教育券的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人们也迟早还会再来读一读这本《谁的大学》。但愿到那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过于惊人。”
作为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最好不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承认：薛涌确实有一道睿智的目光。

“近距离看美国”之四《如彗星划过夜空》，依旧是以书信形式来表达内容。全书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通过记述发生在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后的一系列故事，梳理美国宪政民主从源头、发展到相对成熟和付诸实践的基本过程。作者循着制宪会议的进程，一步步讲述并层层推出对美国宪法中有关制度设计的思想土壤、历史机遇、基本理念的思考；描述出美国早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面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遵从游戏规则，于交锋和妥协中显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对美国宪政制度中可忧虑的问题和历史的局限等做了分析。

本书通过精彩动人的故事，展示了美国种族问题相关联的，社会意识和法律演进史。介绍了在契约社会里，立法的民众基础，法律对人性的思考，法律的变化与社会理趟的关系等问题。通过作者的叙述，读者能够看到，在法治国家里，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怎样运用法律，经过长期抗争，取得自身权益，并由此推动社会认识的深化，使整个国家在消除不公正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稳定的进步。

本书是《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的姊妹篇，作者继续以信件的形式，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用一连串的故事，层层铺排出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操作细节，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美国是如何在自身的制度系统中，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