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但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的场所”（sites of memory），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的记忆”（institutionalized memory）。而这种记忆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新一代公民的认同：我是谁？我与国家或民族（国族）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与外国（族）的关系？
在国内，人们很少将历史教育与公民教育联系起来。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教育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对某种历史观的确证和展开。当这种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后，历史教育几乎等同于爱国主义教育。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学的历史课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出具有现代视野和价值观的、充分知情的公民。这就是本书所要揭示的内容：它不是简单地讨论历史教科书的技术问题、纯知识性问题和审查制度问题，它将历史教科书及其承载的民族历史记忆上升到公民身份、公民认同的高度来考察：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因而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或反过来说，某种历史记忆会塑造什么样的公民？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历史教育，包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其对于民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大英帝国称雄世界的几个世纪中，英国陆军与英国皇家海军一道，充当了帝国的马前卒与武力征服的工具。可以说没有英国陆军，就不会有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在英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上，英国陆军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在世界军事史和政治史上，它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英国陆军史》从1642年英国陆军的发轫之战开始，极具远见的克伦威尔创立职业化常备陆军，一直到精彩的马岛战争、当前的阿富汗战事，全面囊括这支军队最引人注目的近400年战史。马尔伯勒在布伦海姆的大胜，与威灵顿在滑铁卢的胜利，有什么关联？发生在1879年罗克渡口的决死之战，对1944年阿纳姆空降兵部队的英雄气概，又起了什么支撑作用？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的硕果，为什么仍能深远影响二战之后的英国陆军？
从未打过一场胜仗，再未打过一场败仗......这里，蜿蜒穿越欧、亚、非的交通干线，传奇来自军事行动血与火的考验，身处异域他乡，激战以寡敌众，胜利常常是在极微弱的优势下获得。英国陆军“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规模很小但却本事高强，秘诀就在它的历史和传统里：一部铅字和钢铁碎片书写成的历史。
今天，只有美国和英国（可能还有法国）具备在海外开展任何规模的独立作战的能力。海军和空军是配置了人的装备，而陆军则是配置了装备的人。它时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保护贸易和帝国成了英国陆军首选的行动。“如果你不准备为和平付出代价，你就准备为战争付出代价吧。”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零年》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这一变革的规模几乎难以想象。纵观全球，大城市沦为一片废墟，饿殍遍野，人口大幅衰减，生活颠沛流离。人们开展了大范围的无情报复。与此同时，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成过去，光复掀起了无以伦比的喜庆狂潮，人们前所未有地纵情欢乐。1945年的一系列事件孕育了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运动、日本和平主义以及欧盟。战胜者将社会、文化和政治“再教育”强加给战败者，力度之大，几乎史无前例。这种做法多半未经过深思熟虑，但正如伊恩•布鲁玛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以事后之明来看，这些举措实际上还是较为开明、人道和有效的。
这部作品布局宏大，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书中，作者信手拈来地谈及亚欧两地的影视艺术作品。也许没有人比伊恩•布鲁玛更适合撰写《零年》这本书了，这是他的力作。

1949年秋冬到1950年初，國共雙方在中國西南進行在大陸上最後的作戰，多年來外界對於當時國軍胡宗南部所扮演的角色卻常有不同看法。本書根據《胡宗南先生日記》，配合兩岸政府出版品和當時相關人士的回憶錄或傳記等一手資料再作回顧，以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