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是最值得一读的关于1860年征战的一本著作，因为它或许是一本写得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著作。 莫里斯·伊里松(Maurice Irisson)在1886年才出版了这本书，署名是埃利松伯爵。年仅20岁，他就陪同蒙托邦将军去了中国，当时的身份是翻译，不是中文翻译，而是英语翻译。因此，他负责与英国盟军的沟通与联络。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等待了25年，目的是不想过于冒犯敏感的英国人，他在书中谴责了英国人想在军事和外交上独占鳌头的野心。总之，在这场对华征战期间，他们以远征军的领导者自居，在法国盟军面前盛气凌人，极力贬低法国人的形象。这也是一本完全是为蒙托邦将军的荣耀而写的书。 作者所展示的史实也是有待商榷的。他经常会拿史实自由发挥。尽管如此，埃利松伯爵的这本著作是一部笔调生动、引人人胜的文献。可以带着轻松快乐的心情阅读本书。 一定要读一下他初到上海时的那段叙述，以及他对这座中国城市的描写。他的《翻译官手记》中最出名的几个章节是关于圆明园大洗劫的，这几个章节更值得一读。夏宫受到中国数代皇帝的青睐，他重墨描写了被毁之前的夏宫，在专栏作者之中，做这种描写的作者为数极少。埃利松伯爵笔下的圆明园洗劫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他的叙述诙谐风趣，洗劫的悲惨景象跃然纸上。其实，他嘲讽了法国人在洗劫圆明园时的混乱无序。 当然，他把洗劫的规模和法英联军的破坏缩小了，他没有谴责这些掠夺行为。但是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由一个专栏作者写的这部文献还是很珍贵的。

本书是对古典音乐走完20世纪旅程后的历史反思。作者伊凡·休伊特[Ivan Hewett]敏感地意识到，在音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以及电子工业和互联网技术已迫使音乐接受方式发生巨大转型的当下，音乐文化的面貌已不再是丰富多彩，而是扑朔迷离——我们已进入了“新新音乐”时代，艺术已没有“雅、俗”之分和“是、非”之别，我们时时刻刻被形形色色的“音乐”所包围，却不幸地已丧失了评判其优劣的意识和准绳，甚至连体验音乐的激情也在日益麻木。音乐，是否还持续具有可供标榜的价值?如果有，它是什么；又该如何评判?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论题之一。 休伊特对此采取明朗的肯定态度，认为：音乐是一种饱含价值的话语体系，具有与人性类似的“升华性”或“超越性”，因此不能对之采取漠不关心的随意态度和回避价值评判的中庸眼神[参见第一章]；引领我们通向音乐价值的可靠向导不是别的，正是古典音乐以及与它一脉相承的现代精神。在休伊特看来，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并非通常所谓的“敌对关系”，而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案，即，当曾经统一的音乐领域迫于社会变革而四分五裂时，如何“修补裂痕”以使其复归统一。音乐领域过去曾掺杂着宇宙数学、经院哲学和社会功能，既不独立、更不统一，古典音乐是这第一道“裂痕” 的催生物，它“弥合裂痕”的办法是在不脱离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发展形式规范，从而孕育普适性的公众音乐话语；但随后由于其内部的扩张[如和声的发展、文学的渗入]和外部的融合[与流行音乐和世界音乐等“他者” ]，艺术音乐重又走向了分裂，于是诞生了新音乐。现代主义者前赴后继所苦心探索的，也正是能够弥合裂痕、以使音乐领域复归统一的最佳方案[这同古典音乐相像]。而由于这些方案均有缺陷[或是脱离传统，或是脱离社会，或是缺乏形式价值，详见第六章“本真性”]且各自独立、相互轻蔑，故终未如愿，由此出现了第一段描述的种种“病态”。正是在这种境遇下，休伊特真挚地呼唤古典音乐的“超越”理想，并主张这种音乐精神应成为我们认识当今音乐文化的最佳向导。 不过作者坦言，时下乃是流行音乐派系纷呈、世界音乐异军突起、古典理想正位处边缘并日渐消融之际，把古典音乐视为价值准绳无异于冒险挑衅之举，但作者通过对各种音乐样式所主张的“本真性”[即某种音乐样式借以标示其不可替代性的品质]、以及这种“本真性”在各样式的代表性曲目中的实现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介，最终说明了“古典”准绳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