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从思想史、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女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变迁的著作，覆盖的时间段是1890年代后半期到1920年代。书中重点考察了清末民初女性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梁启超的女性观，马君武、金天翮对未来理想女性的设想，秋瑾、张竹君、何震对女性在国家框架下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探索，女性参政权的论证，1910年代的贤妻良母论，梁启超与其大女儿梁思顺女性观的异同等等问题。作者认为，女权主体是在围绕女性的议论中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女权主体不是单纯生物学上的女性，而是被建构的女性形象，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引进两个因素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本书《中国意识的危机》出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经典著作。它提出的一个关于“五四”还有新文化时期的诠释，跟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一样，被认为是一个很经典的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诠释。

【编辑推荐】
前所未有，一套关于太平天国的百科全书式历史作品；
《说天国》三部曲，历史因清晰而有趣的细节活起来。
这是中国人熟悉却又常常误解的一段近代史！有人热捧有人臭骂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太平天国是先进的农民起义运动，还是带来浩劫的“魔鬼的化身”（马克思语）？ 天王女人知多少？石达开有干女儿吗？陈玉成真的是大公无私吗？……太多问题我们特想知道，而历史学者又语焉不详——《说天国》三部曲将告诉我们清晰而有趣的历史细节！
《说天国：从石达开到陈玉成》为陶短房力作《说天国》系列之第一部，从历史的细节剖析太平天国天国的各类人物与事件，揭露光怪陆离的天国表象之后的历史真相。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洪秀全身边的女人、子侄及其驸马和妹妹的故事；第二部分细究太平天国著名将领如石达开、冯云山、韦昌辉、萧朝贵、陈玉成等重要人物的历史与命运；第三部分剖析太平天国不为人知的一些现象或易于被忽视的小人物群像：如国宗、女营、花旗、文官、小兵以及天国里的读书人等。作者文笔细腻，论据翔实，使读者对太平天国的历史真相有真切的了解。
【评论推荐】
初见陶短房写的历史随笔，感觉非常不同。他的文字，若非在史海里浸润多年，无论笔下如何生花，都办不来的。
——历史学家 张鸣
太平天国像是笼罩在一团迷雾中，经常让人感觉是神神鬼鬼的，难得作者梳理得这般清晰，其中花费的坐冷板凳的功夫，怕是难于人言，佩服佩服。
——作家 张永久
陶短房这本书，也是严肃的祛魅，是对普通读者的历史科普，其中对洪秀全的描述，是令人捧腹的喜剧，那真是一个极品皇帝。
——专栏作家 潘采夫
作为一本通俗历史读物，陶短房这本书语言活泼有趣，将一般读者比较好奇的问题作了清楚的回答，对一些人物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在评人上比较公允和客观，摆脱了以前意识形态的诸多成见。
——学者 诗人 周伟驰
作者行文中不断对一直以来太平天国研究中产生的歧见辨疑析理，此等文字风格并非“我在说书”，而是有如设置了一个“假想敌”，宾主都正襟危坐，两造诘难。这本书的“娱乐性”来自于史料本身和作者幽默的评述，但本质里它是一本非常严肃而严谨的史学著作。
——作家 雍容
这本书说的是太平天国旧事，可内容却相当八卦，各种闻所未闻的趣事，信手拈来——简直要让人怀疑作者是否当年在天京做过小报记者，不然怎么能挖出如此之多的东西来。
——读者 加里波第
可以说这是市面上可见的、最客观论述太平天国历史的，而且有趣的读物。一直以来，太平天国都被历史教材符号化了，（读陶短房的作品）正好还原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历史，摆脱高中教材设下的桎梏。
——读者 杨行

《中国女性史1851--1958》四川大学出版社，[日]小野和子著；高大伦、范勇编译。全书共八章。主要是针对女性历史、思潮与运动及其带来的女性社会地位变动的相关研究。

當年王充生在西漢末年，正逢亂世，憤世嫉俗，撰《論衡》三十卷，八十五篇。

適今袁偉時教授，新作《近來中國論衡》從明代的倭寇說到八年抗戰，在中西文化的框架下，選擇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縱橫剖析，直抒己見，他堅持﹕「從世界看中國，說真話、說自己的話。」作者袁偉時期望這部史論能有助讀者掌握近代中國發展的大勢和挫敗的深層原因，重新品評一眾近代中國歷史人物：俞大猷、利瑪竇、鄭和、哥倫布、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洪秀全、孫中山、張振武、宋教仁、蔣介石、宋美齡……他冷靜地剖析某個歷史人物，不是苛責個人，而是為挫敗轉化為智慧鋪路搭橋。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新版跋
袁伟时
这部小书从交给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过去了，上海三联书店认为此书仍有可取之处，愿意出个新版。责任编辑彭毅文小姐是个责任心很强的新锐，要求笔者为这一版写个序。我想偷懒，把一篇答记者问《我和我的书》交给她作为代序。她意犹未足，先是发来邮件：“先生，我觉得对话的形式有点老土和矫情，没劲！”。后来不打自招，说： “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我和我的书》是不错的，但必须换一种写法——袁氏制造的，袁氏风格的，别什么记者采访，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贬，变着法子逼迫我另写，而且还要什么风格的！害得笔者猪年春节不得安宁，老想怎样完成这个颇为刁钻的任务。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所谓“袁氏风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话，又有哪些特点。人人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大部分中国人都识字，总会写点什么。但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模子里印出来的，有给人们深刻印象的独特风格，谈何容易！何况自知从小没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长期生活在学舌是免祸不二法门的环境中，要养成个人风格更是戛乎其难！这个编辑小姐要笔者交出有“袁氏风格的”再版序，岂非刁钻？
童年在家乡，不时可以看见路边或山坡有砖砌的小火炉，嵌着一块刻上“敬惜字纸”的小石碑；给十几家人放牛的老汉官生常常把捡到的有字的纸张放到里面去，用火燧点着烧掉。他不识字，行动却那么自然和虔诚，想必是表达对创造和传承文字和文化的圣人的敬意。民心不古，此景早已消逝；但私心以为白纸黑字，字字体现着学养和人格，对文字实在怠慢不得。
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承担的主要课程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从开天辟地至20世纪初，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哲学史云云，大都说的是思想文化史。与教学相适应，研究、写作主要关注中国19、20世纪的思想文化。在这个领域如果说我有些微贡献的话，可以归结为不肯讲假话，努力讲真话，因而终结了若干神话。本书初版自序题为“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是我不悔的追求和信念，本书各篇应该是其中的佐证。
“人是观念的囚徒。”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是守望历史和社会，观察，分析，创造，推动观念变革。不过，回顾19、20世纪中国史，往往新不敌旧，偏激压倒理性，过时的思想桎梏造成的严重后果可谓触目惊心。在本书的自序中说及我当时的一些忧虑。十年过去了，当时提及的后现代思潮仍旧是知识阶层一些人自娱自乐的话题；民族主义却更加瞩目惊心。
本书写作和初版前后，以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为师，吼叫“中国可以说不”的浊浪在神州大地翻滚。初版自序有感而发，用一页多的篇幅四大段话批评了“扭曲了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样米养百样人”；这些话不同的读者自然有不同的感受。不幸，十年过去，字字句句好像是针对今日的时评。
任何国家面对被侵略、被压迫的境遇，眼泪，空喊，鲁莽，都与事无补。高呼打倒洋鬼子，非常容易；但是民穷国弱的状况不会因嗓门大、声浪高而改变。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不愿认真接纳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三分之一时间视之为敌对力量，其余日子则摇摇摆摆、扭扭捏捏，当权者只要对他有利的部分，而拒绝其余。
2001年中国毅然参加WTO，1997、1998中国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是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前进，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徘徊？这将决定21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在思想领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斗争哲学孑余是冀图把历史进程往后拉的三驾马车。
以民族主义来说吧，它的狂热信徒在这十年间，似乎没有多少长进。他们和19世纪的先辈一样，词穷理拙之际热衷鼓动民族情绪，给反对自己观点的人们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被愚弄的人们跟着起哄，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讨论演变为情绪失控的骂街！
近代中国当然有背叛正义出卖国家利益的罪犯。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汪精卫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文武官员与侵略者合作，出卖被侵略国家的利益，践踏了正义，谴责和惩罚他们的叛国罪行是罪有应得。但是很多所谓汉奸、卖国贼却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
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这些“汉奸”、“卖国贼”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第一．信口开河，哗众取宠。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喻权域和腾讯网记者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更深一步看，能够以言定罪吗？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却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所以，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加上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有没有机会接触国家重要机密尚待考证，更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同样是没有看过或者没有读懂有关文章而想像出来的。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搞笑了！
第二．无知。
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恭亲王奕訢，长期担任大清帝国朝廷最有权势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大臣。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力图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状况下，他反对轻易挑起与列强的争端，实行必要的妥协，争取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一些文人称之为“鬼子六”。他是皇族，与汉族无缘，要当汉奸也不够格；自强运动的中坚被诬“卖国”，黑白颠倒，莫此为甚。
署理过广东巡抚的郭嵩焘，1876年奉命出使英法，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湖南家乡那些穷酸秀才们居然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商议要烧掉他的房屋。有的人还编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把奉命出任外交官看作是“事鬼”——为洋鬼子服务，是判定“汉奸”大罪的主要根据！
如此给“湖湘文化”抹黑的典型事例，不是偶然发生的。“湖南知识阶层中一些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人士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但这个省的城乡又是内地最为封闭的地区之一，加上素来民风强悍，三合会等秘密帮会人多势众，排外风波层出不穷，令地方官员穷于应付；连挂设有线电报线路都一再遭遇麻烦，不得不中断。” 例如，1892年5月，郭嵩焘出使归来已经十多年和魂归道山了，电报公司在湖南澧州（现澧县）挂电线，“电杆木料运至马家河尚未起坡，讵有乡愚聚集多人，将营勇殴伤，幷烧去电杆四十余根。”后来愈演愈烈，“津市电杆一千二百余根……被痞匪纠众烧毁净尽”， “澧民将已立未立电杆烧尽”， 工程只好停止。
第三．偏执。
在近代中国，曾国藩是身负骂名最久的“汉奸”了。1943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撰写长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大骂“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理由呢？慈禧等人“知道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 关于曾国藩等晚清洋务派的外交政策，不少专著已有系统论述，1992年出版的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晚清大变局》）也已表述了一得之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言。他把汉人为满族人做皇帝的大清帝国服务视为划定汉奸的主要标准，实在不伦不类，无疑是这位史家的一大败笔。
有趣的是，个性张扬的毛泽东不吃这一套。同一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并于1945年再版发行，要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好好学习。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与此同时，“在延安，他（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 把这位“汉奸”捧为治军和修身齐家的典范了！
第四．治学不够严谨。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与日本的交涉有没有犯下卖国罪行，是有争议的问题。以二十一条的谈判来说，作为外交总长的陆宗舆可谓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
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认真研究过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列为“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强加在他们头上，但他们都拒绝到任，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重大历史关头选择了正义。史学家理应冷静、全面作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第五．别有用心的捏造。
制造敌人，凸显自己的存在无比重要，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乃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维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连鲁迅都上当受骗，信以为真！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愚意以为这样的现象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胡适的“买办文人”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中国没有发展起形式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变为中国人沉重的思想枷锁，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19或20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他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A和B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是妨碍中国人吸收现代文明先进成果的绊脚石。挨打时一味痛骂敌人是蛮夷，以中化道德文章举世无双而安慰自己，坚持不能“以夷变华”。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又来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
四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群言淆乱衷于圣”，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或企图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就应运而生了。
知识阶层中的学者群体肩负传承和创造知识和文化的重任。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现状，是这个群体履行职责必备的品格。这些特性是否完全具备，是制约其学术和思想成就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与以宣扬上级或雇主旨意为职志的知识阶层的另一群体（旧时的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和后来的宣传干部等等）迥异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一再成为“问题”，基本原因就是没有弄清两者的基本区别。知识阶层的品格不应也无法改造。个人乃至整个群体消磨了这些特性，意味着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是个人或群体犬儒化的标志，不但是个人的悲哀，受到伤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一切大话、空话无补实际，真正关怀国家命运，请从维护学术和言论自由开始。
中国曾经沦落为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国家。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但是，思考、观察这段历史请勿忘掉人类文明发展的全局。
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战争当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对战争罪行，应该桩桩件件弄得一清二楚，让人们永志不忘，不要重蹈覆辙。但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全球一体化及其过渡步骤：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也将一一化为现实。欧洲共同体以化解仇恨、促进发展的榜样，再一次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21世纪我们应该也能够听到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降生的福音。
2007年3月初稿，4月17日星期二修改定稿

本书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先生的力作，它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流派和具体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对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书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不断引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本书各文均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但又与一般极“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言说不甚同，大体遵循一种“史无定向”的取径，不固定从某一专史分科的特定方向看问题。前半部分或考察一本旧籍在近代学统里的沉浮，或关注学术的多旋律并进，或揭示学术典范的转移，或分析新旧史料观的错位、或探索历史记忆的损益；后半部分主要与青年史学从业者对话，讨论与“史学方法”相关的史料解读、史学表述、近代史研究走向、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等面相。

十九世纪初年，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刚刚过去。此后的百余年，是一个“回海变秋气”的衰世。值此大变局中的人们既为古今中西之争所苦，又不能不在古今中西文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这个过程体现了中世纪的历史进化。本书着重讲述了中国近代，士与社会的关系，其中《鸦片战争与儒学》、《新世纪来临之初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论争》等文章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革命年代》内容简介：革命年代，意味看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的、实利主义的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1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3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18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20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39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49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59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71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 (1932-1945)／82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93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10
孙科的晚年岁月／126
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135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139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150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
时期根据地的教育／162
“新人”的诞生／177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207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217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221
革命女性陈琮英／228
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235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244
能不说丁玲?／257
初读《杨尚昆日记》／270
读《七律·有所思》／279
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289
小人物，大历史／300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324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332
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339
反思中的开拓——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344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350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385
后记／390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是中科院史学研究员雷颐先生的文集。文章所写内容多为中国近现代史话题，包括《“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新文化与新教育》、《沉重的“外交笑话”》、《贝多芬中国“获胜”记》、《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等。

清季推动宪政，以立宪团体为主要机关。当时热心推动立宪的领袖人物，无不以组织团体为进行之方。倡导立宪的领袖人物首推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实开组织团体、推动政治改革之先河。戊戌政变后，康梁于海外先后组保皇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鼓吹立宪；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仿效而行，张謇组预备立宪会、杨度组宪政公会、张国溶组宪政筹备会，另有粤商组自治会。海内外立宪团体曾联合发动三次全国性的大请愿，迫使清廷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并成立资政院以为国会的准备，成立谘议局以为省议会的预备，又建立内阁制度。民国建立之初的诸多民主措施，实奠基于晚清预备立宪时期，而预备立宪的主要推动力则为众多的立宪团体。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是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开始。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刻意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政治架构；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是刻意模仿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要以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中国。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剧本在演出，孙中山等先行者经过十几年艰辛奋斗，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成全民族觉醒，只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启用袁世凯职掌朝政，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种族冲突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对决。辛亥革命后半场放弃了法国大革命的老套，在经过短暂和谈后，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五族共和。
对于辛亥革命这个结果，见仁见智，许多人觉得这场革命在列强和资产阶级介入后变质，革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其实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既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是著名史学家张海鹏领军打造学术传统，重开百年视界，再现问题热点，章开沅、杨天石推荐作序。
20世纪初叶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党治政治体制在传统中国的开始。党治即是以党治国，同时亦含其也冶党的面。关于国民党的党治历史，学界的研究迄无间断，而对其治党内幕，举若党员的发展、管理，组织的建立、运作，以及它的成分构成、行业比重、社会基础，甚全中心与外围、核心与派系、于政与于军的关系等，却间存空白，或未深化，更不系统。因此，本著专注于是，断以1949年为限深入其中，详探究竟，终藉一手资料，得出其为弱势独裁政党的结论，故无能治国是其必然的宣示已寓其中。

为研究从“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想发展脉络，罗荣渠先生主持编成《从“西化”到现代化―― 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本书资料搜罗宏富而精炼，选编了1919－1949年间我国思想界四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这四次论战是：
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关于中西文化出路问题的新论战，
关于中国应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的论战。
它使我们惊讶地看到，今天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已经提出来了。罗荣渠认为：“以上述几次大论战为线索，把它们联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从一个侧面探索中国近百年来、主要是‘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有可能获得温故知新的启示。”

本书力图从本事与观念两个层面重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各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书中各章的作者都在相关领域浸润有年。研究范围从清代的汉学与宋学，到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包括陈澧与东塾学派，康有为、章太炎与今古文之争，全盘西化派，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张荫麟、乡村教育各派、清华学派等。在深入门户、超越派分，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的共同理念下，各专题注重实证，详人所略，是站在学术前沿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最新研究。

《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中国近代史》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